□李伟明

　　《续资治通鉴》第十七卷载：“翰林学士张洎知吏部选事，尝引对选人。帝顾之，谓近臣曰：‘张洎富有辞藻，至今尚苦心读书，江东士人中之冠也。然搢绅当以德行为先，苟空恃文学，亦无所取。’吕蒙正曰：‘裴行俭不取王、杨、卢、骆，正为其无德耳。’” 

　　张洎，北宋文臣，《宋史》说他“行止洒脱，文采清丽，博览佛道书籍”。他本是南唐后主李煜的部下。宋太祖赵匡胤灭亡南唐时，张洎曾劝李煜拒降，后来与李煜一起被俘。宋太祖责问张洎为何劝李煜抵抗，张洎从容不迫地答道：“各为其主而已。如今若能一死，也算是尽力了。”赵匡胤听他说得在理，看起来像条汉子，于是比较器重他，给他安排了太子中允一职。 

　　上述之事发生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张洎做宋臣已快二十年了。其时，他在吏部负责选人工作，向宋太宗引见有关人选之后，没想到，宋太宗却与宰相吕蒙正这样评价他的人品。 

　　宋太宗认为，张洎才华是出众的，而且学习精神很强，在个人能力方面确实没问题。但是，德行太差了，光靠文章才学，就没什么可取之处。吕蒙正深以为然，还用了唐代名臣裴行俭的做法来旁证。 

　　“王、杨、卢、骆”，即文学史上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文学方面，他们固然赫赫有名，但在德行方面，裴行俭却对他们评价不高。裴行俭在担任吏部侍郎期间，他的同事李敬玄曾向他盛赞王、杨、卢、骆四人。裴行俭却认为，一个人能否担当重任，先要看器识，然后才是文才。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才华虽高，但浮躁浅陋；杨炯相对沉静，或许可以做个县令。后来，四人的结局果然和裴行俭所言相差不远。（见《新唐书》卷一百八，列传第三十三） 

　　张洎这个人，史上评价他“性情险诐”，尤其喜欢背后搞别人的鬼，人品确实大有情况。其为人差到什么程度？据《宋史》记载，张洎的前老板李煜降宋后，生活窘迫。张洎作为老部下，按理说应该伸手帮一帮他。然而，张洎不仅没有用实际行动关心老领导，反而不断向他索取财物。李煜没办法，只好送给他一个白金洗脸器皿，而张洎仍然不满足。各种不道德之事做多了，难免传出去。正因为如此，宋太宗和大臣们才会对他有那样的评价。 

　　在德与才之间，无疑应把“德”排在“才”的前面。有德有才是最理想的；有德无才至少不会出问题；就算无德无才，也可能人畜无害；而如果无德有才，那就可能干的都是坏事了，久而久之定然要出大问题。在这几种人当中，人们交朋友该怎么选择，不言而喻。 

　　我们常说选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于掌握公权力的人，尤其要讲究“以德为先”。无才之人上位，固然干不了什么好事，但也干不成多少坏事。无德之人掌握权力，后果就严重了，轻则让部下心情不爽，重则给事业带来创伤。若是无德而有才，那就更不得了，完全可以干成大坏事，甚至造成万劫不复的灾难。“能人腐败”的后果是可怕的，他们往往手段更恶劣，隐蔽性更强，初时靠伪装获得上级和群众信任，等到露出马脚时，局面已经不好收拾了。他们不仅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直接的损失，而且动摇了群众对官员的信任基础——多几个这种具备欺骗性的贪官，老百姓还敢相信谁了呢？ 

　　越是权重岗位越要考量“德”的问题。权力越大，德行越重要。一个公权力不大的小单位头领如果无德，只是坑害单位那几个人而已。而权力辐射面大的岗位，如果用了一个有才无德之人，那势必祸害一大片。所以，对这种岗位的人选，务必慎之又慎，反复考察，同时还得把强力的监督贯穿全过程。每个人都要有“主人翁意识”，明白任由无德之人上位胡作非为，损害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所以要共同护航公权力的健康运行。 

　　很多人是善于伪装的，其德行如何，一时之间未必能精准识别。这不是问题。只要有鉴别的机制，再隐蔽的做法，也要见天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问题便能尽早现出原形。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便能及时止损。如此，德行有亏之人，一有非分之举，便可让他们立即出局，使之达不到目的。当然，选人用人的权力，也需要经得起阳光的晒。如果在这个环节暗箱操作，不讲规则，那么，其他环节出问题，也就不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