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锋

　　母亲一生不容易。

　　八个月大时母亲被送给了我的祖母抚养，当时，祖母已经生育了我的父亲和姑姑，生活也是过得非常拮据，她抱养我母亲的初衷可能就是把她当作童养媳——此举也是实属无奈，一切都是源于那个困难的年代。

　　曾祖父平日会到桃江边捕鱼卖点小钱，祖父祖母则租田耕作，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父亲和姑姑相继上学，母亲上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因为家里实在无力供三个孩子上学，那一年母亲11岁，姑姑14岁，父亲17岁。

　　后来，父亲不负众望如愿考取了大学，成为老家村子里走出大山的第一个大学生，姑姑上了农业中学，而辍学的母亲跟随着祖母开始了一辈子的劳作生涯。

　　老家的祖屋在江边的围屋里，一九六六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过后，整个村子变得荡然无存，包括我家破烂不堪的老房子。村子里的人便在不远处的山脚下重新开基建房。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建房子并不是一件易事。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要早起，到河边去拾捡沙滩上的河卵石，一担一担地挑回宅基地；上午、下午参加生产队出工干农活，中午利用劳动的间隙去后山砍木料；晚上借着月色做建房用的泥砖，从挖黏土，做砖坯，每一道工序都洒下母亲的汗水。特别是没有牛，就用人力代替牛劳作，靠自己的双脚踩踏搅拌黏土，再把黏土放置在专门的砖格里，制成了一个个泥砖，最后还要在阳光下晾晒成型，晾干后再搬回宅基地。

　　等到费尽了千辛万苦备足了建房材料，祖母就请了师傅开始建房，为了节省资金，她们轮流和村里人交换劳力。就这样，母亲和祖母像燕子筑巢一样，利用她们的肩膀，还有韧性，硬是把一排五间的砖瓦房建起来了。乡亲们都啧啧称赞道，在那个年代，母亲和祖母干的是一件只有男人才能做成的事情。

　　母亲和父亲成婚以后，父亲还远在他乡工作，这个贫穷的家依然靠的是母亲的肩膀撑起。等到父亲从外地调回老家的县城教书，这才先后生下了我和妹妹。

　　在我的印象里，年轻时的母亲就是身材娇小的，很难想象，这样羸弱的身躯，怎么能撑起家的大梁？

　　母亲经常打趣说，她身材矮小是被重担子压的，虽然这是母亲的趣话，但是不无道理。那时候，家里除了种了三亩水田，还有两亩旱地。每年的夏收秋收，母亲都要挑着百十来斤的满满两箩筐的稻谷，晃晃悠悠地从田里挑回，接着是好几天的晾晒，一担担稻谷从门里进门里出，这样的强度可想而知。就连那些种在地里的花生、大豆、高粱，包括每年必养的几头猪，从打猪草到以后的种桑养蚕，哪一样都离不开母亲的肩膀。

　　记忆犹新的是每一年夏收之后都要交售公粮，当时家里为了省下运费，往往都是靠母亲的两条腿还有她的肩膀，把粮食挑到县城的粮管所的。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挑着沉甸甸的两麻袋稻谷上路了，从老家出发走山路到县城有七八里，再到城北五里山的县粮管所，一趟来回就得走三十里地。到了粮管所，还要排着长长的队伍，忙着验质、过磅、开票。记得当年我家的公粮加上购粮就要四五百斤，母亲在那几天里要来回好几趟，一路艰辛、一路汗水，苦不堪言！直至今日，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还是心酸不已……

　　母亲为人和善，一生乐观，从不怨天尤人，或许这就是客家妇女天生的秉性。

　　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只是碍于祖母的情面而维持这段可以说是不幸的婚姻。在母亲的潜意识里，就觉得她和我大学毕业的父亲这场婚姻实属不般配，甚至觉得是她拖累了我的父亲，为此她的内心时常充满着愧疚。所以，母亲一直没有踏进过父亲工作的任何一个单位的大门，只是在老家，就像坚守阵地的士兵一样，默默地操劳，默默地等待我父亲的归期。

　　有人说，父亲像是那拉车的牛，而我觉得母亲是那撑家的梁。父亲去世那年，母亲46岁，没有了父亲的依靠，母亲的肩膀再一次挑起了家的大梁。

　　平日里，母亲似乎不怎么用大道理教育我们兄妹怎么做人，只是用她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从母亲的身上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执着，同时也拥有了母亲那样的秉性。

　　后来，我在县城买了新房，常常劝母亲离开老家，母亲总是笑着摇摇头，说：“再过几年吧，等我啥也不能干的时候，就需要你们照顾了……”她依然生活在老家，种上几畦菜地，养上几只鸡鸭，安详闲逸地度过她生命中的黄昏……

　　逢上县城的集日，母亲会骑上她的那辆三轮车，满载着蔬菜或是其他的农产品，骑上七八里路到城里去卖。中午集市散了，母亲就会进我们在县城的家里吃个饭，等到吃完饭，她又踏着三轮车匆匆回去，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母亲奔波于老家与县城之间。

　　望着母亲弓着背，蹬着三轮车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潸然泪下，脑海里经常会浮现起这样的画面：母亲吃力地踏着一辆三轮自行车，满载蔬菜，行走在人流如织的路上；或是在熙熙攘攘的集市，母亲守着她的菜筐，在等待买主的驻足问津，再和他们一番讨价还价；灯下，母亲照例掏出她用了一辈子的塑料钱袋，把一天下来卖菜所得的角票、元票数上几遍，整整齐齐地叠好。此时，她满头的银发在昏暗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