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胜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品格塑造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党以刀刃向内、自剜腐肉的姿态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本本主义，破除局部执政实践的懈怠风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为新时代党传承革命老区红色基因、赓续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提供了历史镜鉴。 

　　规范自我革命的组织路径

　　1931年11月，“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把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工作提上了日程。根据这一决议精神，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加紧了对党员的监督和对违纪案件的查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更大的考验摆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面前：苏区广大干部能否过好金钱、权力关，树立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正是基于对这个考验的异常清醒，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工农检察部，讨论通过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条例法令，规定了工农检察部的职责等内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条例，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设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工农检察机关工作形式也日益丰富，例如悬挂控告箱、建立突击队、设立巡视员和工农通讯员、组织群众法庭等，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监督惩处网络。 

　　为了进一步规范党的纪律监察及惩治贪污腐败工作，193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成立监察委员会。”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成立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明确了中央党务委员会的职责，并摸索出了一套“三步走”执纪模式。 

　　第一步“先礼后兵”模式。即以政策攻势为切入口，组织突击宣传队深入各地大张旗鼓地宣传苏维埃法律，在《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报刊开辟《铁锤》《警钟》《黑板》等专栏，对群众揭发出来并经查实的贪污犯罪问题一一予以曝光。 

　　第二步“立人先立己”模式。即从中央机关领导干部查起。据《红色中华》报1934年3月27日刊登的《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一文载：“经过二个多月，获得了大的成绩。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财政部、劳动部、贸易总局等17个，被检举的人员有43人，共查出贪污公款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 

　　第三步“由下而上”模式。即在苏区掀起群众性检举揭发运动，对有严重问题者，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公审判决。如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折计大洋2000元；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这些都是苏区工农群众监督检举的结果。 

　　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等人共同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个反腐法令，这个法令共4个条例，确定了贪污罪、挪用罪、浪费罪的概念和惩处罚则。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威慑作用。 

　　开辟自我革命的思想路径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扭转党内的错误倾向。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这次党内批评开辟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路径。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撰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强调：“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批评的对象应是原则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进一步完善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思想武器运用的方式方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还被运用于遵义会议前的系列会议，例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在遵义会议上，参会者对少数犯了“左”倾错误的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这是党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现象。遵义会议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评价了第五次反“围剿”，指出了问题，分析了错误，有效地解决了党内争端，做到了民主团结，避免了党内的分裂。 

　　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在工农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毛泽东曾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树立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

　　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遵循，使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能够客观地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自我革命策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和红军中部分同志忽视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针对党内出现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予以回击，强调了调查研究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对当前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 

　　为准确把握赣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毛泽东以“甘当小学生”的姿态亲自前往赣州寻乌、兴国和上杭才溪等地开展全面细致的社会调查，仔细研究当地的土地状况和阶级状况，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向当地的农民、杂货店主、教师等“可敬爱的先生”虚心请教，写出《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期间，党内上下兴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刘少奇、陈云在深入工人队伍里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苏区的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存在脱离苏区实际的问题后，在《斗争》等刊物发表文章，领导修改《劳动法》，指导基层工会组织根据新的《劳动法》和苏区实际情况，与企业主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苏区干部在毛泽东等同志影响下普遍形成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查的务实风貌，党内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风气有所改善。苏区群众在与党的接触中真实了解到党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随之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