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六月初九，曾任宰相的薛居正去世。薛居正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养子薛惟吉，平时品行不端。宋太宗亲临薛家吊唁时，问薛居正之妻：“那个不肖子在哪里？品行有没有稍稍改一些？”薛惟吉俯伏在地，听到这话，吓得不敢抬头。从此，薛惟吉尽改此前行为，开始广泛阅读经史之类的书籍，亲近贤明之人。宋太宗知道薛惟吉痛改前非，行为严谨，几次委派他去比较重要的州郡担任主要领导，他也不辜负朝廷期望，在每个地方都干得挺好。世人都认为薛惟吉这人不寻常。 

　　以上记载，出自《续资治通鉴》第十卷。薛居正是宋初名相之一。《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列传第二十三》这样说他：“居正气貌瑰伟，饮酒至数斗不乱。性孝行纯，居家俭约。为相任宽简，不好苛察，士君子多以此称之。自参政至为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终不替。”也就是说，薛居正不仅人长得帅，而且酒量了得，喝上几斗也不失态。更重要的是他秉性孝顺，行为善良，生活上也很节俭。做宰相时，处事宽厚，为人不苛刻，官员们很认可他。薛居正从参知政事（副相）到宰相，一共干了18年，皇帝对他的恩宠始终不减。 

　　薛惟吉的影响当然没法和薛居正比。但从史籍寥寥数语的记载来看，这人能从一个顽劣的纨绔子弟转变为一名能臣，最后获得不低的评价，也是很不简单的。他的前后表现，充分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打量他人，甚至因为其以前的某些行为把人看扁。 

　　人性最是复杂。一个人的品性，在岁月的磨砺之下，如果遇到了合适的契机，是很有可能发生本质变化的。曾经有不良表现的人，先前之所以是那个模样，也许是当时的环境使然，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在思想认识上尚未“开窍”。给他换个环境，或者通过某件事情刺激他，他便可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这样的事例古往今来都不少见。晋代的周处因为《世说新语》的记载而广为人知，堪称“浪子回头”的典型。周处年轻时是个流氓地痞般的人物，乡亲们都厌恶他。而后来，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代名臣。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年轻时并不喜欢读书，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到了二十多岁的年纪了，才开始真正发愤。《三字经》有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而他这一改，就改出了新天地，不仅自己成了一代文豪，还带出了两个优秀的儿子。“三苏”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一段佳话。这种前后表现反差巨大的历史名人，可谓不胜枚举。 

　　就说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吧，发生巨变的也不少见。少年时期的一个同窗，因为家境好，性格豪放，生活讲究，花钱如流水。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重逢，他成了一个内向、节俭、非常顾家的人了。更早些时候的一个同学，典型的学渣，非常厌学，连续留级。可谁都没想到，最后他竟成了同学当中学历最高的，还当上大学教授了。这就是人生的戏剧性，结果往往会带来惊喜。 

　　当然，因为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一个人变好或变坏都有可能。某单位有个年轻人，曾经给人比较“躺平”的印象。然而，单位换了个“一把手”之后，这名年轻人面貌焕然一新，工作积极肯干，很快成了业务能手。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单位以前选人用人之风不正，干事创业没有出路，所以一些年轻干部精神懈怠，不思进取（即便“思”了也没用）。而后来，单位风气正了，干事的人有前途了，“躺平”的人没市场了，大家也就跟着进取、向上了。而另一个朋友，以前一直朝气蓬勃，充满激情，数年不见，竟然变得暮气沉沉，无精打采，原因是这些年单位环境变了，他认为看不到希望了。 

　　基于时间或空间的种种变化，我们不要简单地对一个人下结论。即使其一时表现不佳，也不妨多给他一些机会试试。比如，既然环境可以改变人，当一个人的状态不理想时，我们完全可以考虑想想办法给他换个环境。也许，新的环境，可以让他在事业上获得重生也未可知。 

　　由此想到执纪执法时对犯错者的处理，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人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未必是主观故意，也许主要是认知不足所致；或者虽然一时糊涂意气用事，但并没有坏到骨子里，还有挽救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初犯或者情节不严重者，应该尽量从轻或减轻处罚，给他们积极改正的机会，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粗暴地一棍子打死，让人一辈子没法翻身。先怀“菩萨心肠”，再用“霹雳手段”，在保持纪律法律威严的同时赋予其人性的温度，尽可能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更多的人悬崖勒马，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