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竺轩 徐功献 

　　中央苏区时期，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贪污腐化，为政权建设顺利进行和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保障，我们党十分重视纪律建设：构建完善的党纪管理制度，划定党员纪律“红线”；建立健全党内外纪律监察机构，形成监察委员会、控告局等相对成熟的纪律监督机构；将纪律建设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和干部教学，强化党纪警示和违纪惩处。纪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构建完善的党纪管理制度。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我们党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党纪规章制度，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1931年5月，中央组织局颁布《中央巡视条例》。同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构建并深化了党的巡视制度，加强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指导，从而打通了纪律监督的上下通道。同年12月，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明确了各级财政收入的统一执行制度，统一并加强了苏区财政管理。1932年下半年，中华苏维埃政府通过《国库暂行条例》，规范了国库和金库的管理。1933年12月，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对贪污浪费行为的惩处进行规范，制定了明确的量刑标准……通过完善党内各方面的管理制度，为中央苏区纪律监督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从而为党的纪律建设奠定了基础。 

　　建立健全党内外纪律监察机构。一方面，组建各级纪律检察机关，拓宽党内监督渠道。1932年3月初，闽粤赣省第二次党代会决定成立省监察委员会。1933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和正确执行党的纪律，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与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的职责。1934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相继成立。还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审计机构，负责对各级财政进行审计和检查。另一方面，成立群众性监督组织，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实施纪律监督。1932年6月9日，中央工农检察部颁布《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必须设置控告局，专门受理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和干部的检举揭发，并具体规定了群众监督的内容和权力。强化舆论监督，在各类媒体设置监督栏目，如《红色中华》的“铁帚”“警钟”“黑板”栏目和《青年实话》的“轻骑兵”栏目等。栏目文章对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进行曝光，并及时公布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同时，还规定选民有权对不称职的代表进行撤换。党内外纪律监察机关的设置及其作用的发挥，有力推动了中央苏区党的纪律建设步入正轨。 

　　把纪律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早在1929年印发的《党员训练大纲》，就提出每个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指导与监督，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重要组织原则，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参与党的组织生活，并提出尽可能地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提出全体党员必须了解党的策略，规定一切问题一经党支部决定，全体党员都要服从并执行，对于抗命不从的要施以纪律制裁。古田会议继承并发展了《党员训练大纲》中关于党内纪律建设的内容，在从严治党方面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的方式方法，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为党培养了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和高超政治水平的党员队伍。成立于1933年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设了一系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包括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社会发展史等。通过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把纪律教育融入其中，进一步强化了党员的政治信仰和对党的领导的维护，有力推动了党员纪律观念从他律向自律转变，有力推动了中央苏区党的纪律建设的深化。 

　　强化党纪警示和违纪惩处。中央苏区时期，党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如严肃惩处违纪行为、曝光违纪典型案例等，进一步深化纪律处罚的教育效果，逐步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1932年5月，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被判处死刑，同时没收其一切财产，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肃贪第一枪。1933年底至1934年初，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因贪污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有力警示了全党。1934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率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团前往于都，严肃查处“于都事件”，所有涉案人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红色中华》以大量篇幅报道此案，从而为苏区广大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了鲜活、深刻的教材。自1932年至1934年春，中央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反腐败、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纪律建设，共查处200余起贪污腐败案件，其中十余名贪官被判处死刑。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加强纪律建设、反腐肃贪的决心，有力推进了纪律建设，使遵章守纪在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中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