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巴金的长篇小说《春》是《家》的续集。整部作品依然以压抑沉闷为基调，让近百年后的读者忍不住要为那个时代发出声声叹息。

　　《家》以觉慧的离家出走而结束，原以为《春》将讲述觉慧在上海的新生活，然而不是。小说的主场还是在高公馆，觉慧的大哥觉新依然戏份不少。读了《家》，已知道觉新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所爱的梅表妹和妻子珏先后去世，但珏给他留下了两个孩子。而在《春》一书中，他的悲剧还在延续。第四章提到，他的第二个孩子上个月在外婆家里死了，年幼的大儿海臣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到了第十四章，海臣也因为高家愚昧不肯相信西医，被耽误治疗，早早离世。觉新的二弟觉民毫不客气地指出，是觉新的软弱导致了这个结果。读至此处，对觉新这样的“作揖主义”青年感到可怜又可悲，甚至有几分可恨。他总是那么“听话”，高老太爷去世之后，觉新的三叔克明居长，成了高家的家长，于是觉新连觉慧写回的信都要先交给克明看（第五章）。第二十章写到蕙表妹的悲剧时，觉新也明白“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是不能挽救他的，但他更多的，依然只能长叹。性格即命运，在觉新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是觉新，作品中还突然冒出一个枚表弟，比觉新还惨还怯懦，一点主见都没有。连觉新都觉得奇怪，这样想道：“怎么又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至少在思想方面还不是这样怯懦的！”（第七章）。枚表弟才十六岁，就悲观地认为“我今生是无望的了”。第十七章写道：“他（觉新）在枚少爷的身上看不到一线希望。”“冷酷、寂寞、害怕，家庭生活似乎就只给了他这些。”“‘爹管得太严，’‘我怕得很，’这两句话包括了这个十六岁孩子的全部生活。”这样的青年被环境压制得不成样子，令人简直无法想象。字里行间，透着作者对旧制度和礼教的无声批判。

　　还有一个青年陈剑云，在两部小说当中一直生活在沉郁之中。不过，最后，他自告奋勇护送克明之女淑英离家出逃到上海，随即因肺病死在那里，人物形象瞬间高大起来。

　　女性的无奈更是小说的主色调。觉新三兄弟的继母周氏算是开明女性了，但连她也忍不住感叹：“我只求来生再不要做一个女子。”觉民则认为：“做一个女子并不就是倒楣的事。男女都是一样的人。不过气人的是大多数的女人自己年轻时候吃了苦，后来却照样地逼着别人去吃苦，好像是报仇出气一样。所以事情就没有办法了。”而周氏反驳觉民“真是读新书读呆了”，认为女人就应讲三从四德（第五章）。正是周氏这种观点普遍存在，让革新者困难重重，让很多顽固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这是一个时代的无奈，不仅仅是周氏、蕙她们的无奈。

　　对当时的女性来说，生活中似乎只剩下阴霾。《家》写到了多名悲剧女性，而蕙是《春》最悲情的女性。因为婚姻不自由，蕙嫁了一个很不如意的丈夫。蕙出嫁时，除了蕙的父亲周伯涛，大家都对这个新郎不满意，甚至连蕙的弟弟枚，这个病弱的孩子都愤愤不平地对觉新说：“大表哥，爹怎么把姐姐许配给那样的人？”然而，大家都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结果（第十九章）。到了第三十章，怀孕的蕙终于死了，还是被那些不肯相信西医的顽固保守派害死的。类似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已不是第一次。蕙之死，给原本沉郁的空间又加重了几分压抑。

　　其他女性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第十五章提到，就因为结伴去公园玩了一趟，淑英被父亲克明骂得不想活下去了。倒是觉新的妹妹淑华有反抗精神，认为偏要活给人家看。淑英问觉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像外国女子那样呢？”觉民回答：“那是人家奋斗的结果。”这一代人，总算开始寻找答案了。社会进步的希望，正是在一个个问号之中萌芽。此后，更因为蕙的遭遇，淑英下了决心要走另一条路。生活的刺激，让淑英渐渐变了，越来越勇敢，尤其是看了《夜未央》的戏之后更为明显。最终，她为了避免蕙的那种悲剧，在觉新、觉民、琴等人的帮助下，毅然逃婚，到上海投奔觉慧去了。在小说的结尾，终于让人看到第二年的春天。淑英从上海寄给琴的信中说：“春天是我们的……”春天的气息，似乎让那个漫长的冬季终于淡出人们的生活，也让读者的心情转向轻松欢快明朗。

　　琴的命运相对好一些。单亲的她，母亲相对开明。她本人也是相对勇敢的，主动接受新思想新生活。当然，她也有不自信的一面，比如在进步青年选她当编辑时。而她的行为，直接影响了淑英。淑英在想，她和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自己不会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子，而且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琴那样（第十二章）。令人欣慰的是，淑英后来还是做到了像琴那样，甚至表现得比琴还勇敢。在她们身上，作者终究还是让读者看到了社会的希望。

　　和《家》相比，《春》的故事情节显得平缓拖沓，节奏偏慢，故事性有所减弱。在讲究快节奏的今天，这种风格的写作，也许将会失去不少读者。但它细腻地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横断面，虽然生活场景已迥异，但并不失其价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