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历史上立下好规矩的事其实不少，可惜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否则改朝换代又怎会如走马灯。读《续资治通鉴》，仅在宋太祖手上，便常见到立规矩的记载。当然，很多问题并未因此真正解决。 

　　该书第二卷记载，北宋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宋太祖诏令，科举考试录取的举人不得称呼主考官为恩门、师门，不许自称为门生。这个规定，对于防止官员们搞团团伙伙乃至利益输送，是有积极意义的。宋太祖显然也看到了这些弊端，所以才有此一举。然而，说是这样说了，有没有真正做到呢？起码，从后世的情况来看，只要做了主考官，就门生遍天下，可见这规矩未必执行了多久。 

　　该书第五卷记载，北宋开宝元年（968年）三月，宋太祖为了防止选拔人才时朋党勾结，下令今后推举应试的人，凡是和世代受禄之家有关的，都要由中书令进行复试。这就好比现在对领导干部近亲属的提拔有更严格的条件。原来，早在宋太祖手上，就推出相似的做法了。只是，从千百年来的选人用人情形来看，尽管加了一把锁，但官二代、官三代之类的提拔晋升，还是比平民百姓顺溜了太多。不能说这规矩不行，只能说，规矩未必按初衷执行到位了，面对种种强大的关系网，“中书令”之类也难免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同一年五月，宋太祖又下诏，各道给朝廷运送钱币绢帛等物的车辆，一律由官府提供，不得扰民。这也是个利民安民的好政策，但是实践中能否严格执行，在那种大环境下，估计也是比较悬的。 

　　该书第七卷记载，开宝六年（973年）四月，宋太祖对考试问题再次提要求。其中，重申禁止考官私下请托推荐举人，一经查实，举人勒令返回原籍从重服役，终身不得参加考试。这个要求，应该算够严格的了，但科举考试舞弊之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一直延续到晚清。有权之人开后门、走后门之事，哪有这么容易杜绝。 

　　其后，朝廷也不断出台规定堵塞制度漏洞。应该说，历史上那些统治者，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勤作为的，消极不管事的还是少数。他们推出的很多制度，从字面上来看，甚至是比较超前的。但是为什么各个王朝还是问题越积越多，最终矛盾无法解决，朝廷被最后一根稻草轻松压倒？主要原因，还是那些规矩虽然不错，但执行起来打了折扣，执行者未必当真了，也就未能充分落地见效。 

　　出台一项好规矩好制度不难，难点在于落实。规矩制度不落实，就成了稻草人，偶尔吓吓胆小的可以，对于真正想钻空子的人，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古往今来，多少规矩制度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未投入实践当中。所以，规矩制度不在乎多少，而在乎管用、真用。 

　　让规矩制度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领导者下定决心。一项新的规矩制度出台，总要触动某些方面的利益，因而难免受到某些力量的抵触。既然决定这样做，那么，推行者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敢于动真碰硬，拿出不达目标不罢休的硬气，确保规矩制度能推行下去。只有把条条框框打造成“铁规矩”，体现制度的刚性，规矩制度才能产生应有的威慑力，成为某些问题的克星。 

　　让规矩制度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领导者保持耐心。推行新规矩新制度，本身就是一场或明或暗的较量，过程当中会遇到阻力，甚至遭受挫折，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对此，只要认定了目标，就要不怕反复，百折不挠，争取多方支持，边落实边处理冒出的问题。即使一时受阻，也要力戒浮躁，沉着应对，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决不轻言放弃。 

　　让规矩制度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领导者怀有恒心。新规矩、新制度可能意味着一场革命，限于主客观条件，往往很难一劳永逸。这种事，贵在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假以时日，积小胜为大胜。如果不长期坚持，紧一阵松一阵，人们就可能产生等待观望的心态，就不会发自内心敬畏规矩制度，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规矩制度最怕的就是“三分钟热情”，严着严着突然不严了，那就必将刺激人们的侥幸心理，让某些总想走捷径，热衷于旁门左道的人始终不肯打消幻想，随时准备翻盘甚至变本加厉。 

　　把好的规矩制度执行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维护好它的权威性。“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为什么封建王朝的历史常常兜圈子？就是因为做事善始善终太难了，一些好做法走着走着就走丢了，只要换个“一把手”，就可能天壤之别。在这个问题上，谁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这种教训，什么时候都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