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日旺

　　在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下定决心在寻乌进行为期20多天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究竟为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总是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了解社会、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他就身背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安源矿井了解工人疾苦，倾听工人心声，指导工人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在第一次大革命末期，针对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实地考察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地的情况，在县城和乡村召开调查会，根据所得材料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解决根据地的土地分配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总结了农民群众土地革命的新鲜经验，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用于指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使井冈山根据地革命斗争烈火越烧越旺。他不但自己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求各红军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开展调查工作，并作为制度规定下来。他还亲自指导红军政治部制定了统一的调查表格，调查的内容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在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了解和掌握那里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革命斗争情况，走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

　　1930年春，毛泽东对自己从前的调查活动进行反思，发现“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重农村而不注意城市，对争取城市的策略问题还没有真切的了解，“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特别是当前“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1930年4月，红四军攻占信丰县城后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进行一次城市调查的决心。这年4月11日，红四军在当地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胜利攻占了信丰县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把在农村没收豪绅地主阶级财产的政策照搬到城市，红军错把该城内十多家日用百货和杂货商店作为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了，一度造成商店关门、商人停市，城市一片恐慌，不但影响了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繁荣，而且还引起城市一般贫民的不满，并给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攻击制造了口实。作为红四军的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敏感和在意。他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重大政策问题，事关人心向背的关键问题，促使他下决心了解城市商业状况，不再犯类似错误。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说的：“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到寻乌后，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介绍下，毛泽东认识了两位“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遂下决心进行一次详细的城市调查。

　　同时，毛泽东作寻乌调查还是为了同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起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10万人。这期间，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对革命斗争的指导完全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神圣化、教条化，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否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并接连出现“左”倾错误指导，严重影响了全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动探索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希望他们能早日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放出来，深入中国革命斗争实际中去，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道理。

　　如果上述是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的主客观原因，那么调查活动的最直接原因，是当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指导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在领导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有许多具体的政策问题。如：应该怎样处理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阶级的关系？怎样正确地分配农村土地？如何区分城市中自食其力的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如何处理好保护城市工商业、维护城市繁荣和解决红军筹款的关系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经常困扰着毛泽东。所有这些都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前途和命运，然而又没有现成答案，需要靠他们从实践中、从群众中去总结。

　　为了搞清楚那些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不是照抄照搬上级的指示，而是善于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在寻乌调查后，对待富农问题、城市工商业问题、城市筹款的政策问题等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通过在寻乌20多天的详细调查，毛泽东对寻乌城的历史和现状，对城市的商业、手工业情况及各阶级关系情况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在宁都小布整理成《寻乌调查》手稿，一直带在身边，在长征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也舍不得丢掉。通过这次寻乌调查，毛泽东弄懂、弄清了许多过去不懂或懂得不多的问题，不仅丰富了知识，获得了真知，而且思想上开始产生了新飞跃。

　　在寻乌调查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收集整理了8万字的《寻乌调查》资料，而且还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经验，并从哲学高度进行概括，于1930年5月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同年8月由闽西特委翻印。他响亮地喊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深刻批判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动辄拿出“本本”来吓唬人的恶劣作风，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列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观点。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堪称最成功最细致的调查文本，也称得上是上个世纪南中国县一级社会的百科全书，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有感而发写下的《调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对红四军克服教条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反对本本主义》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开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端。（作者系赣州市委党史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