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露 汪婧倩

　　董越（1431年—1502年），字尚矩，号圭峰，明中叶的政治家、文学家，赣州宁都人。明成化五年（1469年）高中探花，为人清介，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董越亦是赣南历史上的第一位外交官，在明孝宗即位时出使朝鲜，出色完成外交使命。他善于文辞，其著作《朝鲜赋》《使东日录》等传播甚广，另有一众诗文流传于今，是明代赣南乡贤的杰出代表。 

　　孤贫苦学 中探花

　　董越一族居于赣之宁都，其父名董时谦，母温氏，有兄长董超。董越生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五岁丧父，由母亲辛苦养育成人。董越自小学习刻苦，勤奋上进，然因“少孤食贫”，其求学之路并不顺畅。董越至孝，弱冠后“竭力以奉母”，曾在村中以教书为业，闲暇之余自己埋头苦学。后补府学，天顺三年（1459年），董越中举，为江西乡试第十一名。但接下来的会试却并不顺利，之后董越进入国子监，“攻苦力学，虽敝巾垢服，名隐起侪辈间”，此时的董越虽未登第，其文名已在同辈中渐渐显露。成化五年（1469年），董越高中探花，步入仕途。 

　　董越在翰林院为官二十余载。登第后初授官为翰林院编修，其间因西北边警，曾向明宪宗上疏《论西北备边事宜》，指出西北边境的明军存在将领多为膏粱子弟不恤军士，兵士之中南人过半，性多软怯、体不耐寒为夷狄所轻，军费开支仅依靠漕运受限甚大,赏罚不分明且论功多徇私等宿弊，提出择名将、增土兵、广屯戍、明赏罚等整饬边防的相应对策。成化十四年（1478年）分考礼闱，取中的王鏊、梁储等人日后皆成为一干重臣，因而被赞善于选人。然而，在当年五月，董越因为母亲去世而丁忧去任。在老家守丧期间，董越将其名下田产尽数让与其兄，且时常接济贫困亲友，“禄入，恒以恤宗党及知交之贫者”，与宗亲相处“不以贵加人，人无问疏戚贵贱皆乐与之亲，有讼者怀金以请，笑而却之，亦不怨也”，与宗亲邻里相处也极为融洽。 

　　成化十七年（1481年）八月，董越服丧期满后复任翰林院职。成化十九年（1483年）被委任为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次年选为东宫讲读，并担任经筵讲官，为帝王讲解经史。面对明宪宗朱见深，董越“屡有开陈，上多感悟”。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明孝宗朱祐樘即位，董越以登极恩进右庶子兼侍讲。 

　　奉使朝鲜 清且正

　　因新帝登基，明朝廷需要派使臣前往朝鲜。对于使臣的人选，在明宪宗时有明确规定：“今后赍赏遣内臣，其册封等礼，仍选廷臣有学行者充正副使，庶不失中国大体，而亦可服远人之心”，要求出使的官员应兼具学识和品行。董越因品行出众、学识渊博，故被任命为正使，特赐麒麟服，颁诏于朝鲜国。 

　　董越在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出发。在董越未到之前，朝鲜君臣即已提前打探正副使的情况，知晓董越之文名。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司谏金谌启曰：‘闻今来使皆善于文辞，当选能文之士以待之’”，“远接使许琮驰启曰：‘正史董越，年五十八，江西赣州人，登己丑进士……正使性和厚，副使性明察，至于接人，皆恭谨致礼’”。 

　　董越于当年五月到达朝鲜，至朝鲜都城后，向朝鲜君臣颁诏，后还谒拜了当地的箕子庙、檀君庙等，参加了朝鲜的庆典活动，八月至京师复命。董越为官清介端谨，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多次记载他不受礼物之事。未至朝鲜都城时，宣慰使蔡寿“诣正使房呈人情单子，正使招语之曰：‘若冬月御寒之具，则受之似无妨，今天气已暖，自有所著衣服，受此何用？’”到达都城后，宣慰使李季男“进人情礼物单子，两使辞不受……呈食物单子，皆不受”。回国时，“上使览物目单子，辞不受”。在整个出使过程中，凡朝鲜馈赠的个人物品一律未收。因在出行时不犯秋毫，清廉耿介，朝鲜君臣上下对以董越为首的出使人员大加称赞，开城府宣慰使李铁坚曾言：“臣等窃观两使举动，凡行礼极其敬谨，无少差违，可谓正大之人矣。”此后，朝鲜在择取本国内官使臣时还以董越一行为表率，“董越、王敞之行，不犯秋毫……如有不得已委遣之事，则必择廉介如董越、王敞者遣之，则可无烦扰之弊矣”。作为外交使臣，董越为明朝廷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密切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后朝鲜使者来明朝贡，“必问越起居焉”，在朝鲜成宗以后的历朝文书中对董越一行也多有提及。 

　　官至尚书 尽职守

　　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明孝宗以出使未归的董越兼经筵官。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董越被任命为应天府乡试主考官。明孝宗即位后，开始编修《宪宗实录》，董越为编修官之一，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宪宗实录》修成，董越擢升为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翌年，进为日讲官。董越之讲解“敷奏明畅，义归于正”，明孝宗每次聆听均全神贯注，对其赏赐颇厚。 

　　弘治六年（1493年）九月，董越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因董越博学，熟悉本朝典制，故士大夫议礼者，多依董越之意见。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年已七十的董越上书乞致仕，但明孝宗不允，于当年七月升任董越为南京工部尚书。在任上，虽公务繁忙，但无论是上供之服器，还是都城内外的土木之费，董越处置均井然有序，并提出“节俭”之主张，可惜由于权臣搁置，并未施行。弘治十五年（1502年）五月，董越寿终于南京工部尚书任上，享年七十二岁。 

　　董越身故后，被赠太子少保，谥文僖，可见其文才为朝廷所公认。明内阁首辅、时为礼部尚书的李东阳为其作墓志铭。董越自步入官场，即与李东阳同在翰林院为官，二人往来甚密，李东阳诗集中有12首与董越往来之诗，包括李东阳对董越赠物之诗、董越赴南京任礼部侍郎的送别诗、董越年六十的祝寿诗等，李东阳还有另有两首与董越次子董天锡的送别诗，可见董越、李东阳二人相知较深。董越于诗文一道，不尚华丽辞藻，主张“文章贵规矩，尤尚警策，苟执常不变，虽多而无所用”，李东阳对此深表认同，他称赞董越文章诗歌“典雅优裕，无烦雕琢”。董越生前留下了大量诗文，成册刊刻出版的有《朝鲜赋》一卷，《使东日录》一卷，《董文僖公集》四十二卷，另有大量诗文散见于各地方志中。 

　　家乡赣南，是董越诗文创作的主要对象之一，董越对于家乡的山川胜景吟诵颇多，如其《十二境诗寄金邑侯并引》，对宁都的金精山、青阳洞天、濛山、甘泉岩、筼筜谷、梅涧、苍山、延春谷、莲花峰、凌云山、熙熙台、泚笔等十二胜景各赋一首，以五言古诗的形式娓娓道出家乡山川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典故。虽远在京师任职，董越对家乡的发展动向多有关注，撰写了许多赣南各邑涉及民生、文教相关的营建事迹的篇章，明嘉靖《赣州府志》中多有收录。如为赣州府学、赣县县学撰写的《重修府县儒学记》，为赣州府城西隐山大观亭撰文，为宁都县重修城墙撰文，为各县新建官廨撰文，如赣县《皆春堂记》，瑞金县《绵江公馆记》，石城县《琴江公馆记》《会昌县肇造公馆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