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2008年国庆节假期，我在万安县城闲逛，看到街上有个地摊摆了一堆旧书，每本5元，不论厚薄。发现其中有精装的长篇小说《文明小史》《七侠五义》《小五义》（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是毫不犹豫将它们买下。买的书总是不急着读。果然，待得翻出李伯元所著的《文明小史》来看时，光阴已经过去了至少15年。 

　　说起李伯元，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这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单看书名，就知道作者的立场。今人比喻某个作品写得深刻，动辄誉为“当代《官场现形记》”，也不管后世很多作品其实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超过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由此可见其书名的影响力之大。

　　读过《文明小史》，才知道这是李伯元的另一部长篇力作。这部作品写于20世纪初，也就是风雨飘摇的清末。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特殊的一个时期。国事蜩螗，路在何方？有思想的国人，都在迷茫中求索。也正是因其历史背景特殊，这个时候的作品，显出了不一般的研究价值。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文明小史》总体上并不怎么好读。它和普通的小说不同，故事缺乏连贯性，东一下西一下，从湖南山区绕到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甚至日本、美国等海外地域。人物也不存在“主角”“配角”，简直像猴子掰玉米一样，写一个丢一个，没有谁称得上是主要人物，无非各领风骚三五章而已，然后就与故事永别了。这种“流水账”般的写法，放在现在，估计没哪个出版商愿意出版，除非作者自费。对今天的评论家来说，如果不知道作者为何许人，也不大可能给这部作品好评。 

　　但是，这毕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在作者所处的那个年代，无论如何也算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则是认识晚清社会的一面镜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中国在世界潮流面前掉队的时候。这一段历史，最是让人压抑。这部小说中的“文明”，别有几许意味。一个个互不关联的故事，或让人忍俊不禁，或让人摇头叹息，更让人在辛辣之中品出几分辛酸。 

　　小说从中西文明的碰撞开始。湖南永顺府来了探矿的洋人，地方官连忙前去拜会。知县和洋人握手，但错伸了左手，洋矿师便不肯同他握手。地方官带来的翻译张师爷一心想卖弄自己的才学，与洋矿师说外国话，说得洋矿师或皱眉或抿嘴笑，最后直接打着中国话对张师爷说：“张先生，你还是说你们的贵国话给我听罢。你说的外国话不要说我的通事他不能懂，就是连我也不懂得一句。”张师爷出了洋相，保举他的知县很惭愧，但知府柳继贤却很大度：“你不用怪他，他学洋文学问虽浅，这永顺一府，只怕除了他还找不出第二个，留他在这里开开风气也好。”（第二回） 

　　这位柳知府倒不算差，有几分正气。知县要责罚无辜百姓讨好洋人，柳知府说：“拿我们百姓的皮肉，博他们的快活，我宁可这官不做，我决计不能如此办法。”小说也借第三者视角说他：“有时胆小起来，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了头，等到性子发作，却是任啥都不怕。”（第五回）但他更多的是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最后因为百姓不知好歹，还是丢了官。临走时，柳知府嗟叹：“将来换一个利害点的官，等他们吃点苦，到那时候，才分别出个上下呢。”而接任的傅知府一上任，便琢磨“前任做官，忠厚不过，处处想见好于百姓，始终百姓没有说他一个好字，而且白白把官送掉”，于是做了个“狠人”，一上任就炮制冤假错案。（第六回）傅知府不久也因瞎折腾而下台，走时希望地方送“万民伞”之类，自己掏钱作秀，最后被人闹了一场，狼狈不堪，一个毫无自知之明的官油子形象跃然纸上。（第十一回）这种花钱买面子的官场陋习，让人感到滑稽，讽刺意味太强了，至今还可看到这种官员的影子。这些场景，写得很是精彩。可以说，小说开端这一部分故事，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扎实功力，犀利笔锋，引人入胜。 

　　但接下来才知道，这是一部“组装式”的长篇，很多故事之间基本没什么关联。好在，不管讲到哪里，作者都是用写实的手法，带着强烈的批判意识描绘现实，彰显了作品的时代价值。 

　　记得我们这一代人读中学时，有一篇节选自《官场现形记》的课文《制台见洋人》，将一名制台（总督）崇洋媚外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也是因为这篇课文，我们知道了晚清的官员是如此惧怕洋人。在《文明小史》当中，官员怕洋人的桥段也不少，何止发生在开篇的永顺府。第二十三回写道，一学生去拜访万抚台，因为鼻子高隆隆的，长得像个洋人，在衙门备受尊重。及至抚台发现认错了，差点发作。这还只是个笑话。让人笑不出的是，随便一个洋人，便可以干涉地方政务，官员们对此无可奈何，即使督抚大员也不例外。如第三十八回，聂慕政在济南刺杀从云南来的陆制军未遂被捕，洋人黎教士一出面，山东姬抚台就赶紧放人，知道得罪不起。陆制军只能叹气道：“中国失了主权，办一个小小犯人，都要听外国人做主，兄弟是没得话说，老同年还要提防刺客才是。”姬抚台对此只能“默然”。而路人则对此议论道：“犯罪也要犯得好，你不看见那姓聂的，一会儿套上铁索，一会儿坐着大轿。列位如若要犯罪，先把靠山弄好了才好。”第四十四回则提到，《芜湖日报》惹得安徽抚台黄昇不高兴，责令下面查办，结果因为报人有先见之明，早就请了洋股东，抚台只好叹气。黄抚台怕洋人的表现还不少，可见这是当时官员的通病。 

　　不仅官员敬畏洋人，其他行业也崇洋媚外。第四十七回写了一个叫劳航芥的律师的心态：“他自己又想，我是在香港住久的人了，香港乃是英国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又不得不自己看高自己，把中国那些旧同胞竟当做土芥一般。每逢见了人，倘是白种，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倘是黄种，除了日本人同欧洲人一样接待外，如是中国人，无论你是谁，只是要拖辫子的，你瞧他那副倨傲样子，比谁还大。”这个劳航芥还这样认为：“中国地方，只有上海经过外国人一番陶育，还有点文明气象，过此以往，一入内地，便是野蛮所居，这种好世界是没了。” 

　　国人失去自信，因为国家积弱。国家缘何积弱？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腐朽。看看官员们的素质就知道了。软骨症的官员比比皆是，不学无术的也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则热衷于投机。第二十四回写到的王文藻便是个投机分子。“那年新行政时，他觑便上了个改服色的条陈，被礼部压下，未见施行。他郁郁不乐，正想别的法子，偏偏各样复旧的上谕下来，只索罢手。”义和团尚未到京时，王文藻逢人便说这是乱党，到处开骂。后来听同年蔡襄生说，“现在上头意思，正想招接他们”，王文藻“吓了一大跳”，半夜起身做了一个招抚义和团的折子。义和团失败后，他赶紧逃出京城，去投奔在河南做官的姐夫。在姐夫面前，他自己也承认：“小弟也是功名心太热些，论理揣摩风气，小弟也算是竭力的了，上头要行新政，就说新政的话，要招义和团，就说招义和团的话……时运不济，那就没法了。”官场充斥这种人，还指望有什么好风气？而安徽抚台黄昇，作为一名高级官员，藩台请他参加一个活动，他竟然不敢即兴演说，推了一个胡道台代替。而这个胡道台“见了这许多人，早把他吓呆了，愣了半天，一声不响”，最后说了几句外行话。（第四十三回）官员素质如此，选人用人机制显然大有问题，而这样选出来的人又能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这些虽是“小说家言”，但也可以推测当时社会的模样。 

　　更糟糕的是朝廷公然卖官导致的乱象。那个年代，候补官员多如狗，很多人其实是很可怜的。第五十三回写了一个候补道秦凤梧，虚荣得很，出来拜客排场很大，“自有那班无耻下流去趋奉他，秦大人长，秦大人短，秦凤梧居然受之无愧。”和秦凤梧交往密切的，其中一个是江宁候补知县沙得龙，外号傻瓜，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了。第五十七回还写道：“此时的南京候补道，差不多有二三百个，有些穷的，苦不胜言。”紧接着在第五十八回说一个叫施凤光的候补道台，“候补了这许多年，差不多老本都贴光了。”更有甚者，候补知府黄世昌为了获官，竟然将妻子送给制台。因为妻子两日不回，黄世昌还病倒在床。而当妻子带回任职的札子，他的病立刻就好了。第二十八回则写了一个叫佘荣的候补官，因为没有靠山，被人看不起，于是攀附一位做过户部侍郎的本家佘东卿。“因东卿先生名直坡，他就托人到部里将照上改了名字，叫直庐，合那东卿排行，表字西卿，自此就印了好些佘直庐的名片拜客。”那位东卿先生查了谱系之后，也认了这个改名的西卿老弟，而外人则以为他们是亲兄弟。这等官场丑态，真是不一而足。即使是百年之后的今天，也常有其幻影出现，某地便出现过上下级官员拿着族谱认同宗的事。读至此处，只能令人“呵呵”了。 

　　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在书中粉墨登场。第三十五回写的聂慕政等几个激进年轻人，整天谈民权、公德，但他们的出发点却让人哑然失笑：“大家商议要想做几桩惊天动地的事业，好待后人铸个铜像，崇拜他们。”而一些“维新者”“文明人”的虚伪也被作者冷嘲热讽，比如制台的公子冲天炮，“虽是维新到极处，却也守旧到极处。这是什么缘故呢？冲天炮维新的是表面，守旧的是内容。”（第五十七回）这种人格分裂现象让人对所谓的维新摇头。而劳航芥以及第十九回出现的魏榜贤、黄国民等人，则是十足的虚伪小人了。小说结尾时（第六十回），出现一个“清官”平中丞，做寿不收礼，对寻常送钱送物的确实断然拒绝，但长安县令投其所好，送上一件古董，平中丞马上表示：“这样寿礼，清而不俗，就收了他，也是不伤廉的。”这个风气一开，各府各州县纷纷效仿，直把一座抚台衙门变做旧货店了。这种讽刺与幽默，让人笑过之后，又难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希望借助《文明小史》表达怎样的一种心情。其中，有无奈，有愤慨，有失望，有期待。在内容上，作品包罗万象，信息量很大，涉及人物也多，叙述不乏生动活泼之趣。但从小说结构来说，开头紧凑，后面松散，与其说是一部长篇，不如说是一个系列中短篇。正是这种跳跃，影响了作品的整体质量，让人感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成色还是有所不足。而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也因此打了折扣，显得碎片化、表面化、模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