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文瑞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其中教育领域的变革尤为显著。《赣县乡土志》的编纂，正是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产物，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乡土教育的重视，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

　　“乡土志者，盖取山下出泉之意，泉必始于山而后能达于海，学必始于乡土而后可通于天下。”如果说，《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是古代启蒙教育的基础读本，那么，在晚清光绪时期官民共举大规模编纂乡土志的活动下诞生的《赣县乡土志》，则是晚清政府为实施乡土教育，培养儿童热爱家乡及至热爱国家，而开始大规模编纂的一部小学乡土教材，其时间、空间意义是具体、短暂、有限的。 

　　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新成立的学部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即颁布了《乡土志例目》。之前，旧学改新学呈汹涌澎湃之势，课程内容几乎全面引进西学，呈一边倒的态势。显然，学部意识到了这点，不想各地兴新学而彻底放弃传统文化，便试图通过乡土教材的编纂来保证传统文化的传承。《乡土志例目》下发到全国各地后，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编纂乡土志书的热潮，并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彼时，这种教材形式得以延续，并有所发展，且逐渐由学堂扩展到整个社会，演变成面对社会广大读者的公共性读物。 

　　清末光绪、宣统到民初的十多年间，是乡土志书编纂最为繁盛的时期。有学者统计，清末乡土志编纂了484种，民国时期虽历经战乱，但乡土志成书也有192种，近代乡土志共计676种。目前已知赣南尚存有《赣县乡土志》《寻邬乡土志》《大庾乡土志》《南康乡土志》《兴国县乡土韵语》《石城乡土韵语杂字》六部乡土志，这些都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

　　《赣县乡土志》采用了仿《三字经》的格式，以三字句韵文编成，这种形式非常适合儿童诵读记忆，简洁明了，易于传播，很接地气。 

　　其实，1903年清政府教育改革，便颁布了张之洞、张百熙等人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主张编制乡土志，并规定乡土志内容主要分为历史、地理、格致（动植矿物）三大门类。1905年成立学部，黄绍箕按照“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系统学制）要求，拟定《乡土志例目》，规定乡土志记载具体内容有15个部分，即历史、政绩、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全国各地以《乡土志例目》为指导文件，结合本邑特色和具体情况，编写了一大批乡土志、乡土志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赣县乡土志》成书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依据的是《奏定学堂章程》，所以其内容主要呈现的是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几个方面，较之1905年黄绍箕拟定的《乡土志例目》要求的15个方面的内容相对更少些。 

　　可以说，流传至今且数量庞大的乡土志，不仅对清末、民国时期发展地方乡土教育，培养爱乡爱国情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留下了记载各地历史沿革、自然地理、人文物产等方面的丰富史料，成为研究地方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这些乡土志内容丰富、翔实，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和文献价值。 

　　具体分析《赣县乡土志》，具有以下文本特色：一是它属于赣南地方志的一种。《赣县乡土志》属于地方志的范畴，主要反映赣县一域的历史、地理、人文、自然、物产等概况；二是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中国各地的乡土志集中出现于光绪末年、宣统年间至民国初年（1905年—1912年前后），《赣县乡土志》也产生于这个时期；三是它具有很好的乡土教育意义。作为初等小学堂的课本，《赣县乡土志》的编纂目的主要就是教育童蒙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四是它的流传范围与时段有所局限。《赣县乡土志》只流传于清末民初的十多年时间里，它以手抄本形式出现，抄录者在抄录过程中出错并改正的字样是直接标注在抄本上的，可见其流传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但也因此更显珍贵，更具文献与史料价值；五是它记录的事项相对宽泛。《赣县乡土志》记录的事项涉及历史、地理、人文、人物、事件、动物、植物等方面，上到南方、江西省、赣州府，下到县乡村，甚至具体到一座山（比如麂山）、一口塘（比如清水塘），大到赣巨人，小到赣蟋蟀，高到王阳明，低到横水贼……各方面人、物、事都有所涉及，尤其是对动植物的介绍不惜笔力与篇幅，细致入微；六是它呈现教材化的文本形式，表现出作为小学教材的鲜明特点，且采用韵文形式，朗朗上口，便于诵读与传播，有利于扩大影响力。 

　　值得肯定的是，《赣县乡土志》编纂的时候，正值清末民初朝代更迭之时，编注者在满足政府教育宗旨的前提下，还能以一己之力完成这样一部既有鲜活内容又有鲜明观点，既有传统文化之内容又有地域风情之魅力，既传承旧道统又不排斥新事物的乡土教材，实属不易，既显功力，又彰情怀，有千秋之功。 

　　乡土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根脉。乡土文化有多丰饶，这个地域的根脉便有多深长。《赣县乡土志》的编纂和乡土教育的实施，启蒙了儿童思想，传播了乡土知识，极大地影响并丰富了一域童蒙及普通民众的阅读世界。

　　三

　　乡土教育的实施和乡土志书的大规模编纂既是受西方文化侵袭的产物，也是受到中国传统方志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的产物。晚清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反响。据史料介绍，不仅有地方官员、绅士、学者、举人、秀才及新式教师们积极参与，很多社会机构、媒体也加入这一活动，并从中涌现出诸如“国学保存会”这样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乡土教育的社会团体。民国时期，乡土教育依然得到重视，各地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事业得以持续发展。赣南表现较为突出，创建了赣县吉埠学校，并以此为示范，大力推动赣南乡村教育，至今仍有旧址遗韵在赣南各地广为存在。 

　　据考证，《赣县乡土志》的编纂者陈瀛，字舫仙，赣县阳埠人。注释者谢扬光，字言卿，又字延青，是当时赣县县城水南人，清末秀才，任过江西赣县高等小学堂堂长。二人均为当时赣县乃至赣南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参与，不仅保证了志书的学术质量，也体现了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对乡土教育的重视和贡献。 

　　诚然，陈、谢二人是有情怀的知识分子与绅士。他们试图通过《赣县乡土志》的编写，以教材的形式，开启民智、团结民众，为发展乡土教育、振兴民族和国家发挥了一定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编纂书籍，更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因此，陈、谢二人在编纂过程中尽心尽力，字里行间无不呈现他们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对童蒙学子的强烈责任感，书写与注释中，字斟句酌、深入浅出、力求真实地反映本地的乡土风貌，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与情怀。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编纂思想和观念可能受到旧地方志或旧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在编写过程中也努力吸收新事物和新思想，使得乡土教材成为旧地方志向现代教科书转型的过渡产物。从文本中可以觉察到编注者的一份炽热，他们希望通过乡土教育，唤醒邑民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熟悉历史，革除陋习。文本中并不排斥新文明或所谓“洋”物，只注重事实，这种务实的写作精神与传播思维，代表着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历史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理性对待新文明的现代科学理念。

　　四

　　今天，抹去岁月的尘埃，重读这部从故纸堆里捡拾出的《赣县乡土志》，深感其分量之厚重、价值之所在。作为一部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赣县乡土志》对今天的我们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它既是《赣州府志》《赣县志》的一种补充，也是赣县民间风俗与地方物产的一部《风物志》，它不仅为我们研究晚清时期的教育、文化、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了解和传承地方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赣县乡土志》记载了近代中国转型期江西基层社会的基本情况，为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比如，“论兵事赣最多，俗强悍，盗贼窝，界闽粤，疏网罗”一说，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切中要害；作为一部乡土教材，它必然反映了历史上儒学传播的一些情况，“论政绩，王阳明平巨寇，启儒宗，设学校，化愚氓”一说，即把赣南历史上阳明兴学、教化百姓之事点明；《赣县乡土志》保存了赣县一邑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论乡贤，始曾准师濂溪，传道统，一门贤，皆英俊，与同时，有陈炳卧崆峒，称高隐，包孝肃师事之”这类文化事项，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激励后人；《赣县乡土志》还记录了当时当地的市场贸易、物产、商业等经济活动，为研究当时的经济地理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譬如通过“论物产，竹木多，桑茶外，梓桐油”“峰山纸，最著名，开行栈，运吴城”等内容的描述，彼时赣县区域资源丰富、物华天宝的境况跃然纸上。此外，《赣县乡土志》还记录了不少民俗现象，比如，“花槟榔，人人嚼，产粤东，成赣俗”“何树花，冻病人”“鹧鸪鸣，似越语，上下分，占晴雨”之说，把一域风俗形象生动地向读者展现…… 

　　综上所述，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赣县乡土志》不仅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社会的乡土教育、文化传承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