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吕蒙正这个人不简单，放在人才济济的北宋，也是很扎眼的一个人物。 

　　《续资治通鉴》第十四卷载，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吕蒙正与赵普同时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宰相）。“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不结党羽。遇事敢言。每论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遇事敢于直言，而且如果领导不听他的意见，他还敢再三陈述，吕蒙正确实是个这样的人。 

　　举例说明。《续资治通鉴》第十七卷载，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上元节这天，宋太宗在宫里登楼大宴群臣时，对宰相吕蒙正说：“晋汉两代战乱，生灵涂炭，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再有太平岁月了。现在我亲自理政，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每每想到上天的恩赐，让国家重现繁荣昌盛的大好形势，便知道治乱的根本还是在于人。”宋太宗一边谦虚地感恩上天，一边忍不住自我夸耀，原以为群臣定当随声附和，好好地赞美一下他眼中的太平盛世。不料，吕蒙正离开座位，严肃地说道：“皇上所在之地，士人庶民都来投奔，当然是繁荣昌盛的。但我却常常在都城之外不到几里的地方，看到很多死于饥寒的人。希望皇上的眼睛能够从近看到远（不仅仅是看着城里这点地方），这才是苍生之幸。”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有多尴尬。宋太宗气得变了脸色，不再说话。吕蒙正却坦然回到座位，同僚们都佩服他的刚直。 

　　同一卷还说，宋太宗指示中书门下选一个人出使朔方，吕蒙正把人选报上，宋太宗不同意。此后，宋太宗三次询问人选，吕蒙正三次将那个人的名字报上。宋太宗发脾气，把他的奏书扔在地上，训斥他：“何必这么固执！”吕蒙正不慌不忙地回答：“不是我固执，而是皇上不信任我。这个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合适，我可不想随意迎合领导的意思而坑害国家。”同僚们见此情景，大气都不敢出。吕蒙正捡起奏书，慢慢退下。宋太宗退朝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个老翁的气量，我还真比不上。”最后，宋太宗还是任用了吕蒙正所选的人，而这人也果然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 

　　吕蒙正在领导面前敢说敢争，足以证明其人了不起，是条汉子。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敢说的吕蒙正能办成事，还需要一个能听的宋太宗。 

　　宋太宗虽然得位有些让人诟病，但总体上也算干得不错，至少是个有雅量的“一把手”。 

　　宋太宗曾经对户部使李惟清感叹，读《贾谊传》，觉得朝廷太需要像贾谊这样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现在朝廷有这样的人吗？李惟清对他说，如果皇帝对提出合理意见的人进行嘉奖提拔，对言语不知忌讳的人也优待宽容，贾谊这样的人就不难复出。（见《续资治通鉴》第十四卷）可见，直言是需要条件的，要有能够容纳它的环境。而宋太宗能做到这一点，首先靠的是自觉意识。就像他对赵普所言：“我经常读书，看到古代的帝王多是妄自尊大，严厉冷峻，这样谁敢犯颜直谏？如果不虚心纳谏，就是自我蒙蔽。”（见《续资治通鉴》第十一卷） 

　　宋太宗有这个认识，就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了。事实上，他也基本做到了这些。除了吕蒙正，经常向他直言的还有赵普、寇准等大臣，史籍多有记载。甚至有的小干部也积极向朝廷提意见。《续资治通鉴》第十六卷载，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七月，雍丘县尉武程上疏，请求裁减后宫人数。宋太宗对宰相说：“你们都知道，后宫人数不过三百人，各有职责。我才不会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让万代笑话。”宰相李昉说，武程这么一个基层小干部，不了解情况，道听途说乱提意见，要好好惩罚。宋太宗却说：“我什么时候因为言论之事处罚过人？只不过说他无知罢了。”作为一代帝王，宋太宗虽然不可能完全没脾气，但相比之下，在历史上算得上比较能听意见的一个。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说？明哲保身，顾虑太多的自身利益是主要原因。向上级提意见，遇到领导小心眼，此举确实可能给自己惹到些许麻烦。某单位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件事。他们单位接受上级巡察时，职工们明明怨声载道，但就是没有谁愿意向巡察组反映问题，大家都指望别人出头。结果，很多问题因此被沉默的大多数掩盖了。事后，他们依然只在私下里抱怨。这就是大家总想“自保”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同样，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听？也是利益问题。作为上级，如果习惯擅权专断，当然不喜欢别人提意见，以免挑战自己的权威，影响自己的利益。但凡班子存在内斗现象的地方，道理与此相通，定然是私利纠葛严重。如果都是为了大局，为了事业，为了大众利益，有什么话不能让人说的？心底无私天地宽，敢说能听，都需要放下私心。 

　　良好的工作环境，需要上下级共同营造。吕蒙正等人敢说，固然很重要，作为“一把手”的宋太宗能容下吕蒙正等人，能虚心听进直言，这一点同样重要。既要有人愿意说、敢于说，也要有人愿意听、听得进，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氛围，才能避免工作中的种种失误。二者缺一，便不完整，效果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