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

　　初冬的一天，我到新开办的上犹第五小学办事，跨进设有电子栅栏的宏大校门，我竟有找不着北的感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读小学时，县城只有一所完小——上犹城区小学，进入21世纪，县城有一中、二中、三中、四中，有一小、二小、三小、四小，现在又有3000学生的五小，中小学生集中于县城的趋势在延续，县城急剧扩容，面积和人口急增，这在以前无法想象。

　　登办公室三楼，工作人员问我什么事，我的事与财务有关，他指指楼下。我进二楼总务室，根据办公桌的小牌牌，知道总务主任姓方。第一次谋面，我自报家门，拿出票据。方先生四十来岁，他即向在外地学习的校长通了信息，确认，并找杯子为我沏了一杯绿茶。

　　我坐着，办公室于我清晰起来。这时我发现方先生办公桌靠墙的一边放着一本我著的《父兮生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这是本近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有些惊奇，就说这本书是我写的。我的惊奇主要是，一个学校总务主任竟然喜欢读文学厚书，并带在身边。方先生大概也没想到这样的时候此书作者来到面前，他请我在书上签名。我和他更融洽了。我说这本书写了多位赣南的父亲，我写了我的父亲，写了上犹的历史，此书厚，阅读得有耐心。他说，这本书是纪实，不像小说，仔细读，父辈生活确是这样的。我坦言，写此书我采访了很多人，有很多真实的素材，就是生活纪实，但人名是虚构的。

　　我与方先生是两代人，从年龄看他当然是流年历史的传承者，不过据我所知，许多像他年龄段的人对我书中写的那段历史十分陌生，因为新时代社会形态、社会生活跟改革开放前完全不一样了，曾经的面貌在巨大的变化中退到了历史深处，好像生活从来就是眼前的模样，因而许多年轻读者认为我的小说基于想象。但实际上，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都是这个时代现实的产物，这位方先生能够理解《父兮生我》，就是对这个时代现实的一种理解、传承。从方先生名字显示的姓氏和辈分，我知道他是上犹县蓝田乡（已并入社溪镇）的严湖方氏后裔。严湖方氏是到上犹最早的先民之一，有成熟的农耕文化。近些年上犹县兴起传统诗词写作，我以为，严湖的百岁老人方绪缵先生的格律诗词，尤具思想艺术意境的。

　　于是我又同方先生聊起前些年上犹方氏的续修族谱，他点头说有印象。方先生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些小孩不读纸质书，读手机上的文章，都是快餐式阅读，过后都忘记了。我向来主张年轻人要读纸质书，对开发思维、加深记忆有好处，网络阅读效果不理想，眼睛搞坏，颈椎搞坏，对信息的接受似乎迅捷、充盈，其实如入“遗忘之川”，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陌生人。我想，人们何不凭借阅读纸质，把生活节奏慢下来，让心灵和精神有根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