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春生 廖九平

　　作风建设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导致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难。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与发展危机，党和苏维埃政府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节约，多措并举常态化推进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我们提供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开源节流、精打细算等方面的有益镜鉴。 

　　广泛动员 凝聚共识

　　1932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报发表署名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强调，苏维埃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工作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此后，“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军民尤其是苏区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 

　　1934年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日益激烈紧张，根据地范围日益缩小，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恶化。面对这种情况，为全力支援反“围剿”，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了开展节省运动的具体办法：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列宁小学教员伙食由学生负担；裁减非必要的人员；分了田的工作人员自备伙食一个月，等等。 

　　通过党和苏维埃政府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苏维埃全体工作人员都深刻理解“过紧日子”的重大意义，凝聚了从严从紧、精打细算“过紧日子”的思想共识。 

　　示范引领 上行下效

　　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中央苏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开展节省运动，形成了上行下效同发力、层层推进齐响应的节省热潮。 

　　《红色中华》报关于开展节省运动的号召发出后，得到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响应。例如中央土地部除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节省一分菜钱外，还决定设置节省箱，每人每日自动把钱投节省箱，每七天总结一次，书面发表，以鼓励节省，并一致举手通过今年不要公家发单衣。 

　　在中央机关和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下，中央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各工厂、企业、商店的工人、店员、职员，都积极行动起来，响应号召，投入节省运动。

　　节省运动的开展，取得了巨大成绩。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报告，公布了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成绩：“不仅完成了八十万元计划，而且可以说将近超过了一倍即一百三十万以上。” 这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立制约束 精打细算

　　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三号通令。通令指出：要存着“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来实行广大的节俭运动，来积蓄金钱或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 

　　建立财政制度。在中央苏区创建之初，因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和财政制度，财政收支比较混乱。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即将建立、健全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统一财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统一会计制度。为规范财政制度和财政运行操作规则，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1年12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条例规定：苏区财政收入缴交、支出实行严格的预算和决算，严格履行领款程序和实行统一的簿记制度等。1932年12月，中央财政部发出《统一会计制度》的第十二号训令，要求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把收钱的、管钱的、领钱的、支配的四个机关分开，不能混在一起，收支两条线；要确定会计科目，实行预决算制度，严格执行财政计划；要统一簿记单据，确定记账方法等。 

　　至1933年秋，中央苏区统一的财政制度、会计制度、国库制度、财政收支运作规则等预算决算制度，业已较为完备地建立起来，从而有效地纠正和克服了原先存在的财政管理方面的混乱状况。 

　　严法挺纪 惩处震慑

　　从严立法。毛泽东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为严明法纪，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共首部反腐败法令。针对浪费现象，训令专门规定：“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从严执纪。训令发布后，苏区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督查运动。中央工农检察部发现了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存在极大的浪费和预算超支的现象。如中央总务厅1个月的预算浮开至5000元之多，浪费公款不下万元；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每月仅灯油费一项就达120元之多。其他不少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也存在浮支浪费的现象。 

　　从严惩处。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对少数贪污浪费行为，坚决查处，严惩不贷，有力地打击、惩治了腐败分子。正如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报告中所讲的：“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当时，《红色中华》报揭露受到查处的各类贪污浪费案件达数百起之多。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打击贪污浪费现象的决心。 

　　发展生产 开源增收

　　发展农业生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第一位。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农民在耕牛、种子、水利、农具、资本、劳动力等方面的困难。经过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努力，根据地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1933年的农产，中央苏区是比较193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闽浙赣苏区则增加百分之二十。” 基本满足了苏区军民的粮食需要。 

　　发展国有工业。中央苏区的工业基础甚为薄弱，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机器工业，这种工业状况显然是难以适应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苏区的公营企业。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苏维埃国家企业提出了增加生产、节约材料、改良技术、遵守劳动纪律等生产竞赛，生产计划不断刷新，革新成果大量涌现。 

　　创办合作经济。1932年4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此后，中央苏区的各类合作社组织，开始走上规范化快速发展的道路。合作社运动发展的速度，在苏区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中央苏区为开源而发展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支援了革命战争，为苏区内红军部队提供了日常供给和大量的战争物资；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创造了苏区持久的物质基础，使苏区军民顺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巩固了红色政权，使苏维埃政权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保障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费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改善了群众生活，吃饭状况改善了百分之百，穿衣人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