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说到中国的清官，名气最大者莫过于包拯。历史上的包拯，确实是大清官，当然，许多民间流传的故事未必发生在他身上，那是文艺作品的演绎。在没有新闻传播渠道的古代，一个人的知名度，主要靠文艺的力量。因为“入戏”的机会太多，包拯便成了清官廉吏的代名词。 

　　《续资治通鉴》第六十卷载，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庚午（二十四日），枢密副使、给事中包拯去世，赠礼部尚书，谥孝肃。随后，书中给了一段点评：“拯性峭直，立朝刚毅，人以其笑为黄河清。知开封府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然奏议平允，常恶俗吏苛刻，务为敦厚，虽甚疾恶，未尝不推以忠恕。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有干请，一皆绝之。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布衣时。” 

　　从这寥寥百言中可以看出包拯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外表看，他不苟言笑，为人严肃，果然是舞台上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黑脸形象。当时的人觉得，要看到他的笑容，相当于要看到黄河变清。他在开封府任主官时，以清正廉明著称，所以百姓们认为，办事没有后台、打通不了关系不要紧，地下有阎罗王、地上有包老爷主持公道。包拯任职开封府的时间其实不长，不过一年半而已，但论政绩，庸官们混一辈子也没法和他这一年半相比。 

　　那么，包拯是不是为人刻板、冷漠无情之辈呢？非也。他上书言事力求公道，非常讨厌俗吏们的苛刻，以敦厚的态度处理政务。对坏人虽然疾恶如仇，但并非心狠手辣之辈，骨子里崇尚的是忠恕宽厚。他对公与私的边界感很强，从不向人打招呼请托，也不接受亲朋的请托。在生活上，包拯虽然成了朝廷高级官员，但衣食住行和当年做平民百姓时没什么区别。 

　　和某些高官不同，包拯是个实诚人，一点也不懂得圆滑处事。欧阳修曾经批评他“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这事发生在嘉祐四年（1059年）。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因为低价收购监督管理对象、土豪刘保衡的房产，被御史中丞包拯弹劾而免官，朝廷任命端明殿学士宋祁接任三司使。没过几天，包拯又继续弹劾宋祁，使其被罢免。随后，朝廷就让包拯代理三司使之职。对此，翰林学士欧阳修认为包拯做事欠考虑，哪能把别人弄下去，自己取而代之，应该坚决推辞这一任命。欧阳修把这事称为“蹊田夺牛”——因牛踩踏了田而夺了人家的牛。迫于舆论压力，包拯只好待在家里回避任命，但宋仁宗不同意。过了很久，包拯才出来任职。（参见《续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卷） 

　　用现在的思维来看，包拯接任三司使，当然也没什么错。只要觉得自己适合，“当仁不让”有何不可？但包拯毕竟生活在宋代，得按那时的规矩来办。所以，欧阳修的批评，也有他的道理。这事虽然让包拯尴尬了一回，但我们相信包拯并无私心，不至于影响他的总体评价。 

　　相比于舞台上的艺术形象，《续资治通鉴》勾勒的包拯这几个特点，更真实可感，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的官员，清正廉明应当成为底色。公道、廉洁、实干，这些要素一件也不能少，否则就谈不上优秀。领导是手持勺子分汤的人，如果存有私心，厚此薄彼，大家肯定有意见。领导是掌握公权力的人，如果利用职务便利把东西都往自己家里搬，大家当然不支持。领导是带领大家干活的人，如果整天空喊口号，从不见行动，让大家一年到头徒劳无功，大家无疑要反对。所以，像包拯这样，处事公道，自身干净，又能实干，无论时空如何转换，这些品质都不过时。 

　　做人要实诚，做官尤其需要实诚。不可否认，官场常有不老实的人吃得开的现象，但这绝非群众所愿。热衷于做虚功的官场老油子，虽然个人可能得了实惠，但社会口碑好不了，哪怕官当得再大，也别指望别人像对待包拯那样发自内心地敬重他。《续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卷载，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吐蕃青唐部族首领俞龙珂在秦州边官王韶的劝说下，率领部属十二万人归附宋朝。俞龙珂向朝廷提了个要求：平生听说包拯是朝廷忠臣，恳请赐自己姓包。宋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赐俞龙珂姓包，名顺（包顺家族此后为北宋守卫西北地区作出了积极贡献）。俞龙珂不提要求跟皇帝姓赵，而宁愿姓包，这就是人格的魅力：包拯的影响力太大，连素未谋面的少数民族人士都如此敬仰。 

　　还有一点很重要，包拯其实是个外冷内热、有温度的人。当领导的人，如果和蔼可亲，心地善良，有原则有底线，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了。如果由于性格使然，亲和力不够，那么在内心做一个坚守正义、与人为善的热心肠也是挺好的。尤其是执纪执法者，容易被人贴上刻板、刻薄的标签。我们当然要避免成为这样的人。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执纪执法需要有霹雳手段，但同时必须具备菩萨心肠；如果没有菩萨心肠，就不要用霹雳手段。执纪执法的目的应该是治病救人，绝非借机整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岗位，都要光明磊落，关心他人。就像包拯那样，疾恶如仇但心怀敦厚。 

　　包拯虽然是千年前的人物，他所处的时代虽然完全有别于现代，但他的意义并不过时，可学，有用，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