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 彭小青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也在这一天成立。它首次播报的新闻就是关于“一苏大会”召开的消息。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四周年纪念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瑞金叶坪一所简陋民房里创刊。

　　《红色中华》创刊宗旨是，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从而达到全国的胜利。创刊之初，《红色中华》编辑部仅有三四人，栏目主要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红角、工农民主法庭及突击队等。

　　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红色中华》在创办过程中一直动态调整。在机构和负责人方面，1933年2月起，《红色中华》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执行局、少共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周以栗、王观澜、沙可夫、谢然之、任质彬等先后任编辑部负责人兼主笔。1934年1月后，瞿秋白兼任社长。《红色中华》在创办之初为周刊，从第50期起改为3日刊，第148期起又改为每周3期；第1期仅出四开两版，第2期起为四开四版，以后一般每期六版或八版，皆为铅印。直至1934年10月3日，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红色中华》出版至第240期。中央红军长征后，时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克服困难继续编辑出版《红色中华》，至1935年1月21日编至第264期。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复刊了《红色中华》，由于通信困难并不清楚瞿秋白继续编发了《红色中华》，陕北版的编委们仍按照离开苏区时的编号从241期开始编发。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出版了第325期，开始更名为《新中华报》。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通过基层通讯员，把报纸发送到苏区每个角落；发行量最大时，每期近4万份，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全国的《大公报》，成为中央苏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份党报。这缘于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办好《红色中华》的高度重视。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中央各部门、各省负责人，经常指导、询问报社的工作，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社论、专论和通讯，或者主动给报社提供重要信息和文字材料，因此《红色中华》的政策指导性很强。

　　《红色中华》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宗旨和职责，出色地完成了党和苏维埃政府赋予的光荣任务。它不仅以大量的版面刊登、宣传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法律、法令和文告，刊登、发布对全国各苏区各项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社论和评论，同时还及时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和一些重要事件的内容；刊登了不少对苏区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先进单位的典型事迹和经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揭露批评苏区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重要文章、报道；大力报道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比如，在开展工作指导方面，《红色中华》通过组织与编发相关的文章，对各级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以达到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目的。1932年4月，张凤元在《红色中华》发表《转变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习惯》一文，提出反对松懈散漫现象，养成积极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习惯，“是目前苏维埃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他的这些指导性意见，对于走上苏维埃工作岗位不久的工农干部，是非常及时且十分必要的。

　　在扩大红军运动中，《红色中华》善于抓住典型事例，大力赞扬或严肃惩戒，收到以点带面或敲山震虎的宣传效果，发挥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1932年11月，《红色中华》报道了胜利县全体群众自动慰劳伤病战士的盛况——胜利县十六七万工农群众的大队慰劳代表一行五六十人，各担着全县群众的慰劳品“鸡子，鸡蛋，猪子，草鞋等数十扣”。手执红旗，敲锣打鼓地向医院去。1933年8月31日，《红色中华》刊登的《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红军家属致前方红色战士的信》中说：“苏维埃给了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生命，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我们，你们应该为苏维埃运动而奋斗到底！更加努力，千百倍地努力杀敌！”

　　在舆论监督方面，《红色中华》通过批评的手段提示现实中的问题和错误，以促进工作积极健康开展。《红色中华》对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批评，主要是通过“苏维埃建设”“突击队”“铁棍”“铁锤”“党的生活”“轻骑队通讯”“生活批判”等栏目实现的。此外，《红色中华》还设置了一些集中刊登专题性批评稿件的动态版面。比如，《红色中华》第134期第三版在通栏标题“开展广泛的反贪污斗争！肃清一切苏维埃的蟊贼”下，刊登了9则与反贪污相关的文字。

　　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新闻宣传中独树一帜，因而十分有效。这对于推动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促进苏区各项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同时对于正确引导战时舆论、激励工农群众扩军备战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红色中华》植根于工农群众之中，为工农群众利益奔走呼喊，被读者亲切地赞誉为“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它的创办，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红色中华》出版百期之际，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撰文祝贺，期待它“更变成群众的报纸”，更成为群众运动的“先锋”。据统计，包括《红色中华》在内，苏区有近300种报刊，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不但对组织和指导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各项建设事业、扩大红军队伍、深入推动土地革命，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丰富了工农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