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有花

　　吃过晚饭，我将一个红信封抽出来，塞入崭新的钞票。客厅里，婆婆正弓着背，一遍遍擦拭着电视柜角落里那尊从老家带来的弥勒佛。

　　我朝她走去，把红信封递给她：“妈，快过年了，您拿着，自己买点喜欢的东西。”“这是做什么？”她声音里带着笑：“我什么都有，用不着。你们留着，孩子开春又要交学费了。”我执意往前递了递。她终于接过去，低头看着，拇指在“福”字上摩挲了好几下，然后撩起围裙的一角，将它妥帖地塞进了内里的暗袋。她转身走向厨房，步子有些快。“晚上包了饺子，我去煮。”她的声音从厨房门后传来。

　　我站在原地，鼻尖忽然萦绕起一股极淡的韭菜清香，这香气瞬间将我拉回到无数个黄昏。

　　几乎总是这样：我们披着一身寒气拧开家门锁。第一个迎上来的，总是这温润的食物香气，和婆婆从厨房探出的半个身子。饭菜永远热在锅里，孩子的吵闹被她用苍老的耐心安抚着，衣物收得整整齐齐。这个家，像一艘小船，总是在她这里找到平静的港湾。

　　我们忙，忙得理所当然。直到有一次，我半夜看见她独自坐在未开灯的客厅，就着月光轻轻捶着自己的腰。她缩在沙发角落里的身影，那么小，那么薄，像一个被遗忘的影子。从那时起，“年底一定要给妈包个红包”这个念头，便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

　　红包给了，可我心里清楚，这钱大约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果然，第二天一大早，婆婆就说要出去转转。

　　她回来时，手里的袋子鼓鼓囊囊。她一样样往外掏：给孙子买的新棉袄，给我买的加厚绒袜，给我老公买的护膝。最后，从袋子最底下掏出一大块牛腩、几尾鲫鱼，还有一袋子沉甸甸的进口橙子。

　　“今天东西可真好，”她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光彩，“晚上炖萝卜牛腩，再烧个鲫鱼汤。”

　　我们笑着应着。孩子穿着新衣满屋跑。老公钻进厨房打下手。我剥开一个橙子，清冽香甜的气息瞬间爆开。

　　我望着她。她站在一屋子的暖与亮中央，微微笑着。我忽然全明白了。那红包，不过是个信物，是我们笨拙地试图表达心意的媒介。她郑重地收下了我们那份“看见”与“记得”，然后用一种更深沉的方式，将这份心意融化后，又一丝丝编织进我们往后具体而细微的日子里。

　　夜又深了。婆婆又坐在了她常坐的位置上，弥勒佛依旧在她身旁笑呵呵的。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

　　窗外，是无边的寒夜；窗内，这一隅的暖意与安宁，仿佛是她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从流逝的时光里一针一线缝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