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唐小林先生在今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双月刊发表的《王彬彬为何无缘“鲁奖”》一文，对文艺批评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批评。然而，读后却又觉得，这篇文章本身，也存在不少偏激之处。作者在批评别人的同时，正不知不觉陷入所批评的那个怪圈之中。

　　不可否认，王彬彬先生在文艺批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他的观点是否一贯正确，或者说是否应当成为读者阅读作品的唯一标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王彬彬的很多论断，主观色彩太浓，甚至把话说得太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获得普遍认同。比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公开表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总体上来说，就是花拳绣腿，“我对中国当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的能力有深刻的怀疑，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如此一棍子打倒一船人，理性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社会的进步是曲折的，文艺的发展亦然，其中不乏客观因素的制约。但不管什么时代的作品，难免良莠并存，不必厚此薄彼，更不必厚古薄今——单以小说而论，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长篇小说，未必难以逾越，换个角度看，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此后的长篇小说，虽然可能少有震撼性的大作，但也不见得一无是处，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其实，谁敢轻易断言哪一部作品就一定能流传千古？这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而且，这个时间可能很漫长，几十年、上百年恐怕还远远不够。

　　又比如，王彬彬的《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一书认为：金庸、王朔、余秋雨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那么，问题就来了：娱乐功能不是文艺的功能之一吗？按这个标准，文学只剩下“严肃”一条路可走，读者只能从受教育的角度阅读作品了？至于说到这三人的作品“麻痹”“消解”云云，我宁愿当作是其一家之言；而且，这三位作家走红，自有其道理，我不相信那么多读者（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弱智的，会不约而同选择“低劣”的作品。

　　王彬彬的批评文字并非句句在理，唐小林这篇文章在批评别人、为王彬彬叫好的同时，也难免出现一些个人喜好较明显的表述。比如，文中说到：“当金庸的武侠小说被严家炎等著名学者追捧，并热炒出‘金学’的时候，王彬彬就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有力的批评。随着金庸先生的离世，‘金学热’也偃旗息鼓，成为当代学界的一场闹剧。这也证明王彬彬当年的批判是多么有力,多么及时，多么具有前瞻性。”“金学热”是当代学界的一场闹剧吗？我觉得，这个结论也许不能下那么早。至少，目前金庸的作品并未淡出读者视线，我相信它今后依然还会有不少读者。一些评论家认为研究金庸是闹剧，我倒觉得是他们自己太狭隘，习惯以个人口味代表大家。新华社一名年轻记者六神磊磊辞职专门读金庸，干得风生水起，其作品读者不知超过了多少作家。这当然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重要的是，金庸作品并非如王彬彬所言：“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金庸作品的虚构，并未突破合理逻辑（如果可以从这个角度否定金庸，那么《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其作品蕴含的思想性尤其是反讽性，也不是那些从来没有认真阅读作品而又喜欢跟着感觉走的评论家所能看见的。至于说金庸作品“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真不知从何谈起。以我自己学生时代读金庸的经历来看，其中的侠义精神对一个少年人的性格养成，还是有相当直接的作用。此外，其隐匿在字里行间的批判性，更是与“麻痹”二字格格不入。

　　文艺批评当然不能一团和气，只见鲜花，只闻掌声，但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动辄全盘否定。如果是为批评而批评，为挑刺而挑刺，为抬杠而抬杠，那么，批评便失去了题中应有之义。“谁走红就批谁”与“谁出名就捧谁”都是不可取的。表扬不能说过头话，批评同样不能太绝对。文艺批评不能只有个人标准，还要考虑公众标准。实事求是，客观中肯，以理性的思维看待问题，既大大方方地肯定优点，也坦坦荡荡地指出不足，这样的批评才是健康有益的。如果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完全否定，这种批评本身便值得怀疑。

　　我甚至认为，相对于“文艺表扬”，全盘否定式的批评，破坏性可能还要更大些。如果都是否定，而无建设性的意见，对文艺创作不是什么好事。对读者来说，全盘否定令人无所适从，眼前只剩一片迷茫；对作者来说，全盘否定让人失去信心，今后再也不敢动笔。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面对这样的状况，都将精神消极，陷入虚无境地。所以，对一个作家的作品进行批评，固然要有勇于直言的精神，但更应持心平气和的态度，做到恰如其分评价。否则，一味逞口舌之能，快意恩仇之际，自己也可能一不小心成了被自己批、被自己笑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