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消费者维权日，使消费维权又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2019年融360《维度》联合腾讯财经的联合调研显示，2018年，91.6％的消费者都曾遭遇侵权，其中超半数侵权行为发生在网购领域，但仅有37.1％的消费者选择维权。如今一年过去了，情况并未明显改观，基于维权程序太麻烦，维权成本过高，造成公众维权意愿下降，依然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从渠道上讲，消费维权有诸多不同的方式，消费者也有不同的选择机会，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诉讼。但现实层面是，维权程序的麻烦且效果不好，造成维权成本十分高昂。

　　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无消费者权益保护举证责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仅有“医疗纠纷”和“共同危险”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特别规定，此意味着消费维权的举证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若消费者未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和收集到有利的证据，会极大降低维权的成功率。

　　综合来看，消费维权的难易程度，检验着社会治理能效的高低，是治理水平状况的另类评判。因而，破解消费维权困境，让维权变得轻松应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多管齐下不断完善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措施与路径。

　　首先，在立法层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保护很有必要，这样可由单向努力向双向重视转变；其次，建立专门化的裁仲法庭或调解机构可成为优先选项，如此既可以提高解决的速度，又能达到公平裁决的效果，让消费纠纷判得下、可执行。再次，应对消费维权的渠道进行再救济，或者说是再评价。通过再监督或拓宽监督渠道，让既有的渠道增强主动性和能力性，也是破题的关键之举。最后，建立更严格的消费保护机制，尤其是强化对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的规范，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基础工程。

　　在此基础上，消费者必须在推动外部环境改善，优化维权途径上更有主动性。因为只有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升，能力的增长，以“零容忍”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其他资源要素才会被充分地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