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颜

　　那天去参加一个离婚案的陪审，在补充事实阶段，女方开始讲述自己在家庭中的不堪：“我在家带两个孩子，没法上班，他一个月只给一千元生活费，每次要这点钱还得吵架，他总是说我什么也没干，吃他的，用他的。”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同为女性，每次面对作为弱者存在的女人，总难免心生恻隐。我想起了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

　　“女性是第二性，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权力归于男性，女性仅仅是附庸。附庸的庇护来自权力，歧视也来自权力。事实就是如此，谁家生了女儿也还是叹惋一阵儿。”

　　有许多年，我都在兢兢业业地做着一份职业兼家庭主妇。上班、洗衣、拖地、带娃，关注着丈夫和孩子的衣食住行与喜怒哀乐。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相信一切天经地义，本该如此。女权思想于我，仿佛是万水千山的事。可是读到《第二性》的那一刻，我的心忽然咯噔了一下。我望向窗外，阳光照在那棵古樟树上，两只鸟儿正忙碌地筑巢，我辨不清孰雌孰雄，但看得出它们同样竭尽全力。男人与女人组成一个家庭，不正应该像这两只鸟儿一样，共同努力地构建一个温暖的巢穴吗？

　　生而为人，女性为何成为第二性，为何是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事实自然远非眼前的生活这么简单。性别的歧视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流淌得太长太久，断流和拐弯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男女的不平等，反映在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也是由来已久。

　　我们看到男权思想下的女性，要么充当着“红颜祸水”的角色，要么像鲁迅作品《祝福》里的祥林嫂一样，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就连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也在作品中下意识地表露出自己的从属立场。其实是，当男权思想被广泛地植入于生活和人脑之中，一个再有知识和见地的女人，都会不自觉地被同化。

　　我还记得当过童养媳的奶奶，总是端着碗一个人坐在灶间吃饭，直到被我母亲逼上饭桌，只是她坐在桌前依然觉得不自在。根深蒂固的习惯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东西。至于重男轻女，更是司空见惯。我的老家至今保留着诸多贬低女性的骂辞：“卖千家的，贩千家的，畚箕装掉的……”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波伏娃、伍尔芙和杜拉斯她们，谁知道女人还将在第二性的道路上走多远呢？即便时代发展到现在，坐在原告席上坚决要求离婚的这个女人，仍在经历着被男性轻视的羞耻生活。

　　“女人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后天变成的。”波伏娃的这句话其实道明了许多。即后天的学习，自我意识的复苏，自我价值的实现，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伍尔芙认为，独立女性应该有闲暇时间，有一笔由她自己支配的钱，和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个观点至今仍为许多女性引为箴言。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也是基于女性意识和女性地位日益上升的产物。张洁在《方舟》中就迈出了激烈的一步，她构建了女性的“诺亚方舟”。铁凝、张欣欣、赵玫等女作家纷纷在文学作品中对婚姻、爱情和灵肉关系进行反思。至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文本逐渐走向成熟，也具备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但是在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矫枉过正的结果。比如过度强调性和欲望，极度的自恋，还有对男性的诅咒和敌对，其实都呈现出一种癫狂的病态。

　　毕竟，无论如何平等，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永远不可能消除。女权思想走到今天，当大多数女性在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择业自由权等诸多重要事件上实现了个体的自我，女性完全可以试着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天地之间，雌及雄、阴和阳、凹或凸、正与负，就像高度咬合的两个齿轮，它们应该呈现出和谐与共进，才能使两性关系这架机器正常运转。

　　我相信道法自然，于是我在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婚恋时婚恋，该生育时生育。由此，我完成了作为一个女性的完整的生命历程。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愉快地工作，并从事喜欢的写作事业。事实上，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也知道，我们身边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过着自己乐意过的生活。就像为了摆脱桎梏而走上法庭的那个女人，也许她将面临更多的困境，未来还需要她以加倍的努力才能赢得自己想要的自由。

　　有一天，当我们不再需要提倡男女平等，不再需要说到女权主义，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平等和谐了。那时候，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里的女性，不再作为“第二性”存在，她们阳光、自然，不卑不亢地活着，就像春风温柔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