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但在我的心里，母亲一刻也不曾离开。30年来，总有样东西难以释怀，那是因为，这期间我陆陆续续为老红军父亲写过七八篇回忆文章，却没有为母亲像样地写点东西。虽然在写父亲和写老家的文章里写到过母亲，但母亲总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每每想起这些就心生愧疚。

　　这么多年来我一次次扪心自问，是不是母亲太平凡了，没有东西可写？是不是自己才疏学浅，唯恐写不好母亲？前者是否定的，后者才是难以下笔的真正原因。

　　今年清明受疫情的影响，没能回乡下老家为母亲祭扫，倒不觉得心生焦躁，反而内心出奇得平静。点一支烟坐在案前，听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如同这连绵的雨丝，弥漫在我的眼前……

　　一

　　1917年秋，母亲出生在会同茶子山下一户彭氏家中，外公没有生育儿子，三个女儿中母亲排行老二，13岁那年被送到县城一连姓人家做童养媳。说是跳出了农门，不承想又做起了菜农，种菜卖菜成了母亲的主业，稚嫩的肩膀几乎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女儿，也是这一年，年长母亲5岁的丈夫当了红军，此后杳无音信，直至解放后母亲才得知丈夫光荣牺牲了，自己成了革命烈士的遗孀。十六七年的念想破灭了，母亲只好带着相依为命的女儿回到了茶子山下的娘家。

　　1950年冬，出生入死带着一身伤残的父亲（此时我还没出生）回到了排上老家，迎接他的除4个弟弟和2个女儿，却不见妻子和父母的身影。原来，父母早已抱病去世，妻子因丈夫久无音讯无奈改嫁他人。面对物是人非的变故，双耳失聪的父亲弄清原委后，流出了辛酸的眼泪。

　　回乡几个月后，经媒人撮合，父亲与离排上村两里地的母亲见了面。虽然母亲小父亲14岁，但相似的命运，相同的遭遇，使他们一见钟情，母亲便带着17岁的女儿嫁给了父亲，重新组建了新家。父亲参军前已有2个女儿，母亲改嫁带过来1个女儿，后来他们收养了1个女儿，又生了我们三姐弟。这一大家庭成员，关系复杂微妙，若处理不周，很容易产生矛盾和间隙。幸亏母亲做到一碗水端平，不另眼相看，大家一直都很融洽。

　　父亲当兵离家长达20年，叔叔们都以为父亲成了“烈士”，除父亲名下的那两间老屋，其他家什都被叔叔们分了。政府拨付的作为安家费的一万五千斤稻谷，当时全部寄存在叔叔们的家中，已有部分被他们食用了，也一时难以变现。面对空荡荡一贫如洗的家，母亲并没有怂恿父亲去向叔叔们求助并要回原来被分的东西，而是不声不响变卖了自己的细软和首饰，才将新家支撑起来，母亲的举动，让排上村的人刮目相看。

　　排上村与富家窑村隔河相望，父亲的原配彭氏就改嫁在那里。父亲返乡后多次到那里看望过前妻，再婚后父亲也曾去过，但比较隐蔽了。父亲的举动哪里能瞒过精明的母亲，一次母亲主动提出要陪父亲前去看望，弄得父亲措手不及，此后，母亲与她以姐妹相称。母亲曾说过，她们是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很不容易。母亲的宽宏大度，在乡里一时传为佳话。

　　二

　　父亲抗战时双耳被炸全聋，左手与日军拼刺刀负伤成了二等乙级残疾军人。父亲常抱怨说，少条腿或少条胳膊都比这耳聋强，还能继续为党工作。的确，就因这要命的耳聋，不仅使父亲赋闲在家，而且与人交流困难，常常产生误会。正因如此，几十年来父亲家里家外的事情一概不管，大事小事均不过问，过着拿工资的“农民”生活，一天到晚垦荒种地，栽树养鸭。而教育子女、操持家务、人情往来等自然便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家在排上老屋生活了几年，两个姐姐都在那里出生。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两间老屋显得拥挤不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政府对圩镇进行改造，安排我家在会同街上建了新房，从此我们搬离了排上老家。

　　刚开始的几年，父亲在老屋还留有床铺，隔三差五回去可以歇歇脚，遇上亲戚们归亲嫁女，还能在老屋住上一晚。后来，母亲觉得四叔家子女多，住房紧张，没与父亲商量，便把老屋的钥匙交给了四叔，让他全家搬过去住，村里村外的人羡慕得很。几十年中，老屋也发挥了最大的效能，四叔的几个儿子都在老屋迎亲生子。

　　母亲对待兄弟姐妹如此，对待乡邻街坊又何尝不是这样？

　　街坊们娶媳妇、做房子，也少不了向母亲借钱，少则一百元，多则数百元，只要他们登门相求，母亲总是有求必应。母亲常说，婚姻、房子是大事，能帮则帮，人家几代人都会念你的好。

　　计划经济时期物质匮乏，像面粉、面条、猪肉一类的食品凭票供应，且很难买到。街坊中哪家来了贵客或生了小孩，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母亲，所以那时我家的购粮证上，记录的几乎都是面粉面条。这类事情，我家帮了他人，往往还要垫上粮食指标，好在家里有一亩多稻田，可以弥补全家的口粮。

　　我出生时，父亲已56岁，母亲也有42岁。老年得子的父母疼爱归疼爱，但对我的教育与两个姐姐相比一点也不含糊。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铅笔用得只有一寸多长，我嫌不好握不肯写字，要母亲换新的，母亲没依我便哭闹起来，将笔摔到地上。母亲并没有打骂我，而是一边耐心地给我讲勤俭节约的道理，一边捡起地上的笔，找了根小竹竿将铅笔绑在一起，重新哄着我写字，这样又用了两天，直至铅笔不能再削了，才给我换新的。

　　三

　　榜样是无形的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应该安享晚年，过上悠闲自在的老年生活，可恰恰相反，我家在河滩上开垦的稻田菜地从起初的一亩变成了近两亩，春秋种水稻，冬季栽油菜，除耕种请人帮忙外，平常的耘禾、施肥、喷药、收割，都是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所以对农业知识、农时节气，我们姐弟都非常清楚，也从小培养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我们姐弟受益终生。

　　我们三姐弟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高中毕业的，赶上了一些政治运动，可母亲要求我们不能赶潮流、凑热闹，更不能放松学业，所以我们通过自学，都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化基础，大姐当上了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二姐下放后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我自己参加工作后也曾获全省职工“自学成才奖”，在当时我们三姐弟也算没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

　　1976年刚参加工作时，供销社领导安排我到集体商店做会计，我一听便懵了。那不是八九个老头老太太的商店么，我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天天与他们厮守，如何相处啊？我垂头丧气回到家，母亲问明原委，开导说：“组织上让你去做会计，说明那里需要你；他们年纪大，却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学习。只要你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组织上自然会器重你。”正是母亲的教诲，使我爱上了供销社，从基层到县里，一干就干到退休。

　　1987年初，我家在县城买了房，准备把3个小孩转学到县城读书。可我们夫妻的工作在乡下，进城照顾孩子们生活的重担便落在了年逾七旬的母亲身上。也许是我们夫妻年轻无知，也许是太过自私，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母亲毕竟也是年迈之人，照顾3个孩子的生活谈何容易。

　　两年后1989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出差进城，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看望了母亲和孩子们。母亲虽然很高兴，但看上去气色不好，人也憔悴，问母亲是不是生病了，母亲才说这几天比较疲乏，手脚无力。我说带母亲去医院看看，母亲赶紧说不碍事，让我别误了回去的班车，她自己会去诊所开点药。临走，我叮嘱母亲要去看医生，并将身上仅有的二十几块钱硬塞给了母亲。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一走，竟成了与母亲的诀别！

　　次日清晨我们还没起床，离我家不远的邮电所的老黄，大声呼喊我接电话。我赶紧跑到邮电所拿起听筒，是县城岳父打过来的，他说母亲病重，赶紧过来。放下电话回到家，心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留下爱人在家照料父亲，便急匆匆找了辆车子叫上大姐夫直奔县城，气喘吁吁踏进家门，只见岳父母和几个孩子神情黯然地站在楼下等我们。我冲上楼去，只见母亲盖着毛毯、双眼紧闭，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我扑上前，紧紧握着母亲冰凉的双手，放声痛哭起来：母亲啊母亲，您怎么舍得，为什么不给您不懂事的儿子机会，尽尽孝，哪怕一天也好啊。母亲这一走，成了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大姐夫好意提醒我，生前都是母亲管家理财，现在还没有看到母亲的存折借据，要不到银行查询一下？我一直沉浸在顿失母亲的悲恸之中，摇了摇头，数百人为母亲送葬的场面清晰浮现在眼前，我知道，母亲的宽宏大度、乐善好施、勤俭持家，才是母亲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