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在江西宁都，爆发过一场意义深远的起义，“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名官兵，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掉转枪口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宁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发生在宁都的那次起义，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瞩目？

　　1931年12月5日，一封密文悄悄发往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密文告知蒋介石，南昌的一处中共地下组织接头地点刚刚被“清剿”，顺藤摸瓜查获了一份印有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地下特支领导人姓名的政治决议案和组织决议案。

　　二十六路军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在之前的中原大战中战败，由蒋介石收编过来派驻宁都。本以为已解除军阀纷争的后顾之忧，准备一心一意“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支部队中竟然潜伏着一个中共地下特支。这一消息，对于已经连续几次在“围剿”中失利的蒋介石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他火速电告时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迅速缉拿共党分子。为保险起见，他又派专机到宁都空投了他的“手令”。然而，孙连仲此时并不在宁都。

　　九一八事变以后，二十六路军想回北方打日本，孙连仲自己开了部队出动，后来蒋介石回电了，狠狠地训斥了孙连仲。

　　孙连仲曾经是深受冯玉祥器重的一名将领，西北军战败后，蒋介石采取攻心战，拿出高官厚禄来拉拢收买已经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将领，其中就包括孙连仲。蒋介石给他的承诺，是统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然而，改编后的二十六路军下辖两个师，孙连仲名义上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调遣其中一个师，兵权早已被削。如今顺应官兵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的请求又被驳回，无奈之下，孙连仲选择了观望和逃避。

　　1931年，对于二十六路军官兵来说异常难熬，开春，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分四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二十六路军为其中一路。由于红军采取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围剿”很快失败。一个月之后进行的第三次“围剿”，同样因为红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防御政策而以失败告终。

　　对这一结果毫无预料的蒋介石，匆忙命令各路人马撤退，唯独留下早已被其削减武器装备的二十六路军驻守宁都，并派嫡系朱绍良部在北面堵住其后路，使二十六路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西北军将士素以骁勇善战、作战顽强著称，尤其善用刀法，常起到克敌制胜的效果，然而来到宁都，昔日威震四方的将士已难现当年的英勇，而且有着难以启齿的“四怕”，怕生病，怕吃大米，怕下雨，怕与红军交战。

　　一些被红军俘虏的二十六路军士兵，曾写信回老部队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加了工钱，再不受东家的压迫了。他们还特意提到，“红军内的生活官兵一样平等，没有长官的打骂与压迫”。

　　这样的描述，与二十六路军士兵时常看到的红军标语相符。但标语内容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稳妥起见，1931年7月间，有心投靠红军的二十六路军官兵派出3个代表，“开小差”前去打探情况。当二十六路军官兵听说红军将领与士兵一样穿草鞋、着布衫，与士兵一样吃饭、睡觉，他们“竟不顾环境笑起来”。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无视国人的呐喊，依旧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十六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并派重兵堵住二十六路军北上的道路，引起二十六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国难当头，处境艰难。此时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取得共产党的帮助。就在大家通过各种渠道，为寻找共产党而四处奔走时，他们不知道，其实早有共产党的地下特支潜伏在军队里，并已将他们的情况传递给了几十公里外的瑞金叶坪。中革军委根据情报作出判断，认为此时正是开展兵运工作的绝好时机，并且当务之急是争取和吸收有革命倾向的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为了试探究竟，早已被吸收入党的译电部主任罗亚平给赵博生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信中阐述了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出乎意料的是，赵博生的反应显得异常平静，赵博生跟罗亚平说：“我找共产党已经找了很久了，我苦于没有人引荐，没有人引路，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赵博生的入党为起义成功奠定了关键性的一步。当南昌行营发来电报，要求清除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时，恰巧由赵博生代替称病休假的孙连仲料理所有军务，电报被幸运地截下。情况紧急，赵博生表面上回复“尊令即办”以拖延时间，私下里则以蒋介石的口吻，拟过一份催促“剿共”的电报，并分头找到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共同商议。平日素有分歧的二人，这一次给出的答复却惊人的一致，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三人决定联名给苏区写信，表明他们加入红军的诚意和决心。信函很快通过地下特支送到了瑞金。中革军委根据信中的情况，认为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地组织二十六路军起义，并派人携带电台，在宁都东南面的固厚负责指挥联络，后来由于考虑到入冬物资和薪饷即将运抵宁都，最终决定推迟一天起义。

　　同时，地下特支派袁汉澄等到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准备起义的计划，并取得指示：以联合红军抗日为发动起义的政治口号，由赵博生争取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支持起义。经过赵博生做工作，董、季二位爱国将领同意参加起义，还争取了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参加。中革军委为保证起义顺利进行，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固村就近联络指导，并令红四军十二师进至宁都、广昌之间会同地区箝制国民党第六路军，支援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按计划指派部队控制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和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加强城内城郊的警戒。当晚，赵博生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总指挥部开会，说明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及出路。赵博生在讲的时候，一二十个士兵荷枪实弹往楼上冲，有一个士兵因为过于紧张，枪走火了。枪声惊动了楼上在座的军官，紧要关头，赵博生果断宣布武装起义，加入红军。绝大多数军官同意起义。当晚，整个二十六路军，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未来赴宴，带领一个团逃走外，其余1.7万多名官兵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加入红军。

　　1931年12月15日，赵博生、董振堂等带领起义部队开赴中央苏区，受到中革军委代表和苏区军民的热情接待。16日，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军团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设三个军，董振堂兼任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兼任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

　　这次起义，史称“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不仅使红军增添了一个主力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拓展了苏维埃区域，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给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整编训练，红五军团开赴前线，投入到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州、南雄水口、建（宁）黎（川）泰（宁）等重要战役，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红五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在全军掩护任务中表现卓著，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五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