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游贵波  整理

　　2019年5月20日，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序厅，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9名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看着总书记伸出温暖的手朝自己走来，74岁的张复信激动地迎了上去，双手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说：“总书记好，我是一名红军后代。家里有8位烈士，母亲是当时苏区胜利县妇女部长。感谢总书记大老远来看我们，您真的很有心。”

　　“家里8位烈士都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现在家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总书记的深切关爱之情至今还让张复信心里暖意融融。

　　张复信老人今年77岁，是银坑镇平安村一名普通农民，在他普通的身份背后却有着不普通的故事。他告诉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他小爷爷张相保，17岁参军，曾任红一军二师三团团长，于1933年广东水口战役英勇牺牲，时年23岁；父亲张长生，16岁参军，曾任独立团战士，1934年牺牲于吉安；叔叔张水生，红军长征挑夫，于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伯父张复芹，20岁参军，红五军团战士；另一叔父和堂叔3人，也是红军战士，共8位亲人被评为烈士。

　　除了参加红军的亲人，张复信的母亲钟桂英更是一位忠诚的苏区干部。钟桂英出生于1910年，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任苏区胜利县妇女部长，工作期间全力支持红军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后，张复信家被国民党烧光，钟桂英本人也被严重烧伤，全身的真皮层都被烧坏，所幸被人救起才保住了性命。靠着顽强的意志，钟桂英活到1994年才离世。而说起母亲钟桂英，张复信言语中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怀念：“我的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但她身上有着不一样的红色情怀，这种情怀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后辈人。”

　　“大家来暴动，建设苏维埃。工农大革命，杀土豪斩劣绅，一个都不留情……”在家门口的小院里，张复信唱起了小时候母亲教的革命歌曲。他说，从他懂事开始，母亲就经常向他讲述家中8位先烈的故事，这些故事伴随着他长大。

　　1928年，于都人民在中共赣南特委和于都县委的领导下，秘密开始暴动准备。当年3月23日，数千农民在桥头村虎头山脑下的黄泥坪上正式举行暴动，史称“桥头暴动”。这场几乎席卷整个于都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暴动之初以排山倒海之势快速发展，暴动队伍组建了赣南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装——赣南红军十五纵队，建立了赣南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于都桥头根据地。当年30岁的钟桂英在暴动中积极响应号召，参加红军。她所在的队伍是暴动的一支主要力量，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在村里开展土地革命工作。但以鸟铳、土炮等劣质武器为主的暴动队伍，最终还是遭到了敌人的血腥镇压。暴动失败，国民党军占领于都后，钟桂英被捕，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国民党反动派用荆条抽打她，用火烧她，试图让她屈服。虽然全身被烧得面目全非，严重毁容，但钟桂英始终视死如归，坚贞不渝。后来，她被人秘密救出，并送至曲洋小口庵治疗。

　　钟桂英被营救出来后，大部队已经移防瑞金。因对当地情况熟悉，钟桂英被要求留在家乡继续斗争。1932年7月，她担任了当时的胜利县妇女部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乡亲们革命热情高涨，人们踊跃要求参加红军。张复信家那几个还未成家的伯伯叔叔，都在母亲的动员下加入了红军队伍。后来，他家8位亲人都牺牲在前线。其中，张复信最小的叔叔张业伟牺牲时年仅13岁。

　　“从我记事起，母亲和我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很幸运，感谢党为我做的一切’。解放后，县里、乡里多次提出给我母亲更多生活上的照顾，但她都没有接受。她总是说自己能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什么都不缺，感谢党和政府。每次当地干部来我家提及此类事情，她都是这样婉言谢绝的。”母亲的这些话语和做法深深地刻在张复信的脑海里。

　　张复信常常学着母亲的口吻念叨着一个叫“阿金”苏区干部，她是胜利县女县委书记金维映，那时金维映是县委书记，母亲钟桂英是妇女部长，她们虽是上下级关系，但亲如姐妹。金维映离开平安村时送给钟桂英一个铜制手电筒。筒身给了钟桂英，筒底盖金维映自己带着，她们约定待到革命胜利再相见时让螺纹合上。很可惜，筒身和筒底盖再也无法合体。1941年革命还未成功，金维映在苏联治病，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莫斯科，她遇难了，那个在平安村群众眼中枪法很准，亲切地被老百姓称为“阿金”的女县委书记，再也回不来了。而“阿金”亲如姐妹的革命战友钟桂英也在国民党反攻清算时被烧成了“鬼姑娘”，于1994年溘然长逝，把见证她们革命友情的手电筒留给了后人。睹物思人，虽然手电筒再也无法亮起，但却让我们仿佛看见两位钢铁一般的女子，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家里保存的几枚勋章成了张复信老人的寄托，每每思念亲人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看看。这已经生锈的勋章见证了张复信老人一家忠烈报国的赤诚之心。

　　这些年来，每年的开学第一课，张复信经常应邀来到村里的学校，跟孩子们讲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红色故事。他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分享自己家的红色故事，使人们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发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