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廖福玲
1980年，《红线记》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是获奖的三十篇短篇中唯一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并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同时拍摄电影和电视剧。其作者罗旋在那一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赣南第一个全国性的作家。近日，记者采访了92岁高龄的罗旋，倾听他当年创作《红线记》的故事。
一波三折
“我的红土情结，始于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分赴江西各红区慰问。我那时在省文联做戏改工作，带着省赣剧实验剧团在波（鄱）阳演出，接到通知，赶赴景德镇参加赣东北分团活动。于是穿草鞋从婺源走到德兴，再走到乐平，一路在方志敏、邵式平开辟的赣东北老红区访问、演出。这是我最初接触革命历史，萌发了要写红色题材的意愿，并积累了一些素材。”罗旋在《我的红土情结》中写道。
然而，他这个愿望却被意外情况打乱了。国家为第一个五年建设调集科技人才，凡在新中国成立前学工的干部，查档案一个不漏归队到工矿企业。他被分配到长沙的中南有色局试验所。但他主动申请下基层，终于如愿以偿回到赣南盘古山钨矿。该矿地处陈毅率领长征留守队伍所在的于都仁风山区，老表的墙上还留有许多苏区标语。
再次归队，他重新又拿起了笔，编矿工报之余，继续收集积累革命历史素材。1957年，他终于推出首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爱与憎》，在《星火》杂志发表。
几年后，罗旋写出的第二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石敢当》，突出一位有强烈阶级仇恨的人，在《上海文学》1963年1月号作头篇发表，并曾得到主编巴金的亲笔回信。
后来机缘巧合，他被调到赣南行政区党委，协助老同志整理革命回忆录，走访了许多老革命，阅读了许多珍贵资料，为写革命历史题材奠定了基础。正当他雄心勃勃要大展身手时，却遭遇了一生最大的冲击。当时他想，白纸黑字，在劫难逃，要不是搞文学创作，一点问题也没有。于是，他发誓今生不再写作，下放农村前，把所有书籍当废纸卖了。
但是，当省新华书店两位编辑来动员他写长篇小说时，他忘了言犹在耳的誓言，竟然接受了。经过三年苦磨，终于完成了36万字的长篇小说《南国烽烟》。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四面八方来要书，在初印30万册的基础上，又加印了30万册。接着，他又马不停蹄，接着写第二部长篇小说《梅》。
一线传神
在收集革命历史创作素材时，罗旋发现一个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红军被迫长征后，留下一批伤员没来得及转移，在敌人大举进攻、留下的红军要进山打游击的紧迫情况下，负责坚持在中央苏区斗争的陈毅同志决定，要当地老百姓把伤员抬回家去做儿子、当女婿，结果很快把伤员分散、转移。看到这个素材后，他十分高兴，因为这个历史素材不仅没人写过，而且本身就很新鲜。它新就新在这种决定只有在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才能产生，新就新在只有性格豪放、办事果断的陈毅才会做这种决定。
于是，他利用撰写长篇小说《梅》的空隙时间，很快就写出了短篇小说《雁南飞》，内容是伤员何山虎被抬去当女婿后，心里仍然想到革命，不肯接受紫娥的爱情，毅然离开紫娥家，最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写完后，他感到很满意，认为从这个角度去写是新颖的，它充分表现了战士对党、对国家的忠诚。
可就在这时，电影《归心似箭》出来了。讲述的故事和他创作的《雁南飞》结构雷同，怎么办呢？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思考，他最后从陈毅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时说过的一句话得到启发。陈毅说:一块金子任凭埋在什么地方，不管时间多长，都不改变颜色。他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正是这样吗？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心里仍然时时刻刻想着党、想着革命事业的。离队战士克服重重困难去寻找大部队是忠于革命事业的行动，就地扎根与敌人斗争也是忠于革命事业的行动。
于是，他便把角度扭了一下，由何山虎拒绝紫娥的爱情，改为何山虎在养伤过程中与紫娥产生了爱情。在何山虎与紫娥结婚后，就地拉起一支队伍与敌人展开斗争。角度这样一变，作品的主题思想也跟着改变了。因为在小说中用了红头绳这一象征性的物件，所以题目也由《雁南飞》改为《红线记》。红线的意念有实也有虚:实的是红头绳，并用红头绳来贯穿何山虎与紫娥爱情的始终;虚的是何山虎虽然离开部队在老表家当女婿，但心里与党就像有根看不见的红线紧紧联系着。
一鸣惊人
1980年，《红线记》在《人民文学》第8期刊发，好评如潮，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并改编成各种艺术体裁，在全国掀起热潮：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分别拍摄电影和电视剧，《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分别刊登，河北省话剧院改编成话剧，陕西省京剧团改编成京剧、上海《新剧作》刊登电视剧本，《剧本》刊登戏曲剧本，北京河北梆子剧团改编成河北梆子……
很多文学评论家都对《红线记》赞赏有加。研究“双红”（红楼梦、红土地）的专家周书文曾在《江西日报》发表评论，“这本是个难以驾驭的题材。令人可喜的是:作者却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典型化的手法，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选取了伤员与群众生死相依的角度，着重刻画了在革命失利情势下，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革命战士和群众的典型形象。失利，但不低沉，困难，但不沮丧，写爱情，却不庸俗，做到了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赣南师范大学一位年轻的学子在毕业论文中写道：“令人感动的是他对生活的美和善的处理。他笔下的战争和其他作家笔下的战争完全不同，在这里没有正面的丑恶和真实惨烈的血腥战争场面的描绘，只有善良和可歌可泣的人们对善和美的卫护;只有温情，只有爱的流露。即使是写悲剧、写死亡，在作者的文学世界里，也都充溢着美，是沐浴着圣洁的牺牲色彩的，没有对美和善的毁灭的直接再现。”
